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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捐款门"毁了余秋雨的形象
Mon, 08 Jun 2009 11:18:00 +0800
对国内文化圈保持一定关注，便会知道余秋雨、郭敬明等人历来是媒体焦点。无论事情大小，只要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多半会引来一番恶炒。比如上次有传言余秋雨先生正在闹离婚，结果却是一场乌龙阵。
这回，余秋雨又被他的"老冤家"萧夏林盯上了。萧在博客上长篇大论，质疑余秋雨搞假捐款——称余秋雨所谓去年第一时间向灾区捐款20万元，其实"恐怕是零"。 萧文的依据是，他观察了一年，没有看到任何捐款20万的报道。这一消息很快在网上引起了讨论，成了一场"捐款门"。
要搞清楚这件事情，本来并不复杂。你说我没捐（或没捐那么多），我把有关证据摆出来就是了。可目前情形似乎并不如此。网上舆论一边倒地指责余秋雨假捐，而余秋雨这边不仅尚未披露证据，反倒骂起人来。对于萧文的质疑，余秋雨夫人马兰认为"这是信口胡说"、"过于无聊"；余的助手金克林干脆骂萧夏林是"精神失常"；余秋雨新近撰写的博客，也暗示这是"古余肖沙"（肖即指萧夏林）等四个"咬余专业户"一手造的谣。照这么下去，难免又是一场不见真章的口水战。
萧夏林质疑余秋雨，很无聊吗？当然不。相反地，我以为余秋雨先生很有必要重视这件事情，尽快给社会一个答复。余秋雨先生� �仅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公众人物，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还为灾区人民着实费了不少心力，昨天是"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今天又正告某些人"不准继续污辱中国人"——余先生在灾区人民心中的正面形象，当然不容许被抹黑。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岂不是枉费了他的种种呼吁和努力？况且，这年头搞假捐的企业和人士并不少见，余秋雨先生更有必要站出来澄清事实，以作为诚心搞慈善的表率。
至于这件事情背后是否有阴谋，并不那么重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余秋雨拿得出证据，任何谣言和阴谋还不是立即被戳穿？你不是拿出证据，而是和对方搞口水大战，反倒会给人抓住话柄。据余秋雨的助手称，那20万捐款是通过某关系机构直接捐赠的，而该机构的董事长现在人在外地，等他回来后会� 此事发表声明。依我之见，声明宜早不宜迟，事情久拖不决，恐怕只会越发不利。现在通讯和技术手段这么发达，余秋雨先生人在外地还可以写博客，让人找出收据复印发到博客上，应该不是很困难吧。
当然，我对萧夏林所说的"余秋雨假捐款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的"，也有不同意见。你有权利质疑和批评公众人物，甚至可以让对方 "自证清白"，但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却也不能把质疑直接当作事实，这已经有所超越批评或质疑的范畴了。事实永远需要证据支撑，个中无非存在谁来举证、谁来判定的问题。况且，一年来没看到任何相关报道，这也不是余秋雨存在假捐的充分依据——萧夏林先生还是客观一些，用不着如此武断。
不管怎么说，问题既然已经提了出来，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摆出证据，让社会了解真实情况。毕竟，公众真正关注的还在于事情本身，和双方有何过节无甚关系，更不是为了看各自如何做足戏份，扔烟雾弹。近日有人把历来对余秋雨的种种质疑和争议整理了出来，好像没有几桩"公案"得以真相大白，但愿这次不会落得一样的命运。
2009年6月7日
现代性？思想性？文学性？
Mon, 08 Jun 2009 11:17:00 +0800
现代性？思想性？文学性？
——从鬼谷子的《当代作家排行榜》说起
很久没拍砖，刀钝了不少。读鬼谷子的作家排行榜，有些小冲动，却提不起精神码字。说来也不是拍砖，而是读后感。不说这位老兄码这么多字不容易，从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当代文学确实有深入了解，精读过文本——光这点就让我心虚，兼对文学的本质有相当把握，并非泛泛之辈可与之构成对话。所以，只能想哪写哪，权充跟帖而已。
盛大文化论坛把汪国垣的《光宣诗坛点将录》（简录）和百晓生的诗坛排行榜一并转过来了。光宣诗坛榜，那真是做足了学问，成为了解当时诗坛的百科全书了，汪氏评点人物公允精当，也已获历史的验证。百晓生是公认的� �脚书橱，他做当代诗坛榜也是一时之人选。况且单做诗坛榜，可比作家榜要难多了。这就好比从树林或森林里挑木材一样，后者自然容易一些。百晓生那张诗坛榜，只要稍有混过去的想法，立马就会被人逮出来。虽说鬼谷子做的是小说榜，在量级上也已先逊一筹。简单说，三张榜单其实不大可以放一起的。当然，这肯定比吴怀尧之流做的文学商业榜专业多了。
鬼谷子说，本榜之作家取舍、排行次序，运乎一心，纯属偏见，不足为外人道也。依我看，偏见是有一些，取舍标准却不马虎。全文通读下来，作者主要以现代性的眼光来评价和遴选作家及其作品。把握住这一点，理解作者之所以选谁或不选谁，也就八九不离十了。甚至旁人看起来十足偏见的地方，对鬼谷子来说，却完全有正当的理由。比如把吴山专、任晓雯选进来，便是他将现� �性这个标准用到了极端的表现。
这里有必要对现代性这个名词稍作解释。不过要让我说详细些，我也做不到。何谓现代性，多少文化大佬写了多少论著，至今还有争议，你叫我怎么说得明白。至于何谓文学的现代性，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陈平原等文学批评家都有专著，大家搜一下便是。照我的简单理解，现代性离不开时代的变迁及其引发的各种后果。不以社会的变动作为背景，现代性也就失去了言说的土壤。假如我们现在还活着晚清以前的传统社会，现代性也就无从说起了不是。而文学的现代性，关注的就是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个人和社会如何思考和行动及其可能性和后果。至少对本文来讲，知道这么多差不多够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标题的现代性、思想性和文学性，并不� 截然分裂的，思想性和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还在现代性的统辖之下。我这么写，只是为了突出后者的重要性，也是为了对应鬼谷子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性本来是很复杂多元的一个尺度。它可以用来分析一部小说的思想内涵是否具有现代性（或与之发生冲突），可以从题材上（比如乡村和城市、民族和地方）来区分作品进入现代性的角度，也可以单纯从文本的角度来审视其价值所在，还可以就此评价作品的表现形式、语言结构是否有"现代感"。虽说鬼谷子对这些方面都有所涉及，但总的来说，他还是更多地关注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语言结构。这是新时期文学的老毛病了，鬼谷子在文章中对先锋小说试验也进行强烈抨击，认为这是汉语文学（从鬼谷子在这里使用"汉语文学"一词，也可以看出其参照体系是什么）的一段弯路。但这并不证明他反对� �种文学形式主义，恰恰相反，他是认为这些作家搞的不好。所以，他才会抬出吴山专这样的文学边缘人物，并放到副榜"世外高人"之一的地位。
老实说，吴山专的作品我没读过。在网上翻了一下他的系列艺术作品，加上鬼谷子的判词，大概知道作者如此推崇他的理由，无外乎吴山专从艺术的角度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可塑性，更从语言上表现了汉语文学所能抵达的（极限）边界。可说到底，这仍然是一种话语的锻造，而非文学的全部。艺术界拿汉字做艺术试验吴山专并非第一个，徐冰、韩美林等人都干过。虽然他那部《今天下午停水》可能还涉及对社会的戏仿和记忆重构，但我想从文学性的角度，仍然不足以肩负改造汉语文学这么重大的使命。至于任晓雯，别的不说，那部《她们》语言看似很干净，可作品却在这种"匠心独运"中失去� �文字的活力。反正我看了一点，觉得挺别扭。连话都说不利索（不像"人话"），你还扯什么这是"重建话语"，是不是有点冷幽默了。鬼谷子之所以把这两位放进来，足以显示他对形式的偏爱，从而也反映了他这张榜单的偏激之处。整份榜单，对语言形式的论述还有多处，而这也是我为啥重点讲这两位的原因——以这一点通观全文，得失尽在其中。
顺带说一下，写作文学史的人搞这种"边缘性策略"，太多了。夏志清当年抬出张爱玲、钱钟书，也有一点这个味道——虽说也是为了和大陆"正统文学"唱反调。其他的，不少文学评论家也经常故作高论，把一个本来无足轻重（也可能确实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文学人物捧上天。这样做，一来显得本评论家眼光独到、与众不同；诛心地说，作家一旦成名，还不得对评论家感恩戴德，流眼� �擦鼻涕的，而评论家因此也将赢得慧眼识英雄的美名。最近《小团圆》出版，当年宋淇和张爱玲的通信被公开。看到宋对张说，现在学界和读者都捧你，不可轻举妄动云云（大意如此，懒得查原文），就像吃了苍蝇一般。就是不知道，在鬼谷子的潜意识里，究竟是那种因素在起作用了。
世外高人中的这四位作家（一名存目），我想作者是做足了功夫的，包括对张爱玲的再定论，对唐德刚的评价，无不显示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性把握，可惜终究剑走偏锋。特别是论及张爱玲的家国意识和五四问题意识，固然相当有道理，但恐怕这更多是张爱玲作品的一种"客观呈现"，未必是张爱玲有意识的写作行为。张氏的文学贡献，还在于对民国都市生活的文学再现，以及对女性意识的开掘——当然，她仍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在审视她笔� �的那些女性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虽然她的作品和个人命运，无形中把女性的身份放到了一个不能不让人重视和反思的地位。
其余名单，我就不具体评点了。以鬼谷子的文学识见，他的评点大多还是非常独到有力的，有些地方还超越了当下一些文学批评"大师"故弄玄虚式的论述。这一点，包括我等在内所力不能及。这需要对汉语文学界有长期的观察，对作家作品有全面的阅读和把握才能做到。但有一点，正如我标题所表明的，就是这份榜单对作家作品的思想性、文学性维度的观照尚显不够。这也使得榜单的分量略嫌单薄。我想，这并非作者对这两方面研究不多，而确实是他更偏爱谈语言和形式（这也是文化研究的主流）。但是，就文学的思想性而言，任何伟大的作品，除了语言和形式上的创新（比如《追忆似水年华》、� �百年孤独》之类的作品），在思想性和文学性上也必定焕发出巨大的光芒。甚至可以说，没有思想性的作品，玩形式玩得再顺溜，那也只能成为文学试验的文本（就像榜单里的那些先锋文学），随着岁月的流逝，终将退出读者的记忆，深藏于文学史一隅。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思想性，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讲，更多指的是对时代的批判性精神。这么讲，并非把文学当作一种武器和工具，而是作家的一种自觉意识。
从这个角度讲，既然作者做的是"当代小说榜"，其实不应局限于死人活人，而应当在"当代"这个时间范畴内来考察文本。何况，既然作者把张爱玲放进来，除非认为王小波确实没资格成为这组当代作家群像的一员，否则没有给予这位作家应有的地位和评价，也是一种不公允。还有《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可能不� �符合作者"现代性"的语言审美趣味，但这部作品在当代文学范畴内，实为不可忽视的存在。我认为，陈忠实对传统农村社会的历史性书写，恰是中国传统社会在现代进程中逐渐沦丧、瓦解的一曲挽歌，和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废都》一起构成了一副中国社会的全景式解读，不把这位作家放到榜单中，的确是出于偏见了。也许，这份榜单还遗漏了高行健这位汉语作家。以他的写作，虽说国内一些作家、评论家和官方意志高度一致，不买账，还有顾彬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对他评价也不高，但放在"世外高人"第二位那个"存目"的位置，我觉得还是恰当的——不知作者是否也是这么想的。当然，我仍然承认，怎么评价和排位是榜单作者的权利所在。
最后说说这个文学性。文学性的一般定义指的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特性，在当代文� 中主要关注的还是作品的语言和表现形式。在一部作品中，文学性和思想性同样也是密不可分的，很难分开来解读。本来，我在标题里写下的也是"人性"而非"文学性"，前者可能更为具体一些，但又不能涵括我所想表达的意图。在这里，我所指的文学性其实更多是指作品的审美特性，比如一部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元素。一部小说，且不论语言和表现形式的要求，从读者的角度，一部好的小说至少要有完整的故事，要表达某种情怀（比如人道主义），要洞察人性的精微之处，还要反映时代和社会的面向和精神。现在的小说，有些可能连故事都讲不清楚，谈人性又变成谈色性，更不用讲小说家的道德担当和时代使命（这个词有点老土，但比较易懂）了。所以，对当代文学进行全面考察，还得从这些基本原则入手。如果连基本的� �槛都过不了关，还奢谈什么文学。那不是扯淡嘛。当然，这么来说的话，我这篇文章是扯淡的扯淡，属于无聊之作。
中国文学非独当代文学，从近代以降都是在西学体系之下求生存谋发展。这大概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所谓现代性的追求，也是对西方主义的学习和跟从。王德威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而没有五四（文学），自然谈不上当代文学。这是一脉相承的，中间的割裂时期，仍然在五四新文学的余荫之下。王氏还指出，中国文学从晚清小说的多样性实践和改造路线，进而误入五四歧途（意指"文学革命变为革命文学"这样的狭隘路径），"不能不有独沽一味之叹"。我倒不认为，若非后来文学与政治紧密结合，中国文学就能够从"传统之内自我改造"成功。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获得类似西方文学那样的"主体性"地位，� �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中国文学从传统的语言形式解放出来，走到今日，真的可以走自己的路了。这并非说，中国文学不必学习西方，服膺于西方思想（今日社会完全是循着西方主义的路径构建起来的，根本无从逃脱），而是想强调，这一切理应在一个平等对话的前提下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概念都比较空泛）根本上讲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文化系统，从文化的角度，并不存在谁比谁更先进的问题。只有摆脱这种弱势思维，中国文学才可能有一个更大的进步。而这种文化自信在小说文本上的体现，似乎并不多见。排行榜上所列作家和作品，大多是对西方文学的扭捏模仿和生搬硬套。不是有句话说，每一个中国作家的身后都站着一个洋鬼子嘛。这是让人比较遗憾的地方。
汉语言文字（必须承认，这个词同样� 现了汉语文学的霸权）有自己特有的结构和叙述方式，非得把汉字弄得像英语那样，这差不多是自找难受。中国文学当然应该走出国门，寻求交流和对话，非得把抱住诺贝尔奖的大腿，这又有些过了。整个汉语圈好歹有十多亿人口吧，能够赢得这么大一个读者群（当然是满打满算）的作家，已经够屌了吧，干嘛还要借他人的生殖器壮胆？中国文学不解开这条自卑的文化裤腰带，我看把这份作家名单排成万里长城，也雄起不鸟。这权且算作俺对文学之现代性的反思和再反思喽。玛勒格碧。
2009年6月4日
[凯迪周刊] 《天堂电影院》被剪掉的故事
Mon, 08 Jun 2009 10:16:00 +0800
作者：影色渔樵
导演萨尔瓦多在罗马功成名就，三十年未回故乡。他的老母亲思念儿子，不时从西西里给他家打电话，接电话的常常是不同的女人。老母亲不禁为已是中年的儿子担忧。她让接电话的女人告诉萨尔瓦多：阿尔弗莱多死了，你必须回故乡送葬。《天堂电影院》的故事由此展开。
朱塞佩•多纳托雷（Giuseppe Tornatore）是《天堂电影院》的编剧和导演。一般认为，这部影片带有他的自传色彩。我们知道，《天堂电影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比较完整的长版本，另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短版本，其中被剪掉的主要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情节。制片方说，之所以剪辑成现在的版本，主要有商业利润方面的考虑，另外也有艺术上的考虑。多纳托雷明确表示，这两个版本他都喜欢。
电影中的导演萨尔瓦多生于西西里，小名托托，他从童年就酷爱电影，继而迷上放电影。老放映员阿尔弗莱多相当于他的精神父亲，给了他许多教诲。他告诉爱看电影的托托，"生活并不像电影，生活……更艰难。"（Life isn't like in the movies. Life... is much harder. ）当时电影放映之前，要由神父负责审片，遇到接吻的镜头都要剪掉，这样剪掉的胶片积累了很多，托托有心要收藏，阿尔弗莱多同意给他，但说现在不行，先由自己保管。
一次火灾事故，导致阿尔弗莱多双目失明。事后他说："我现在眼睛瞎了，可是却看得更清楚了"。托托渐渐长大，情窦初开，爱上了一个蓝眼睛美女埃莲娜，阿尔弗莱多发现后，认为这会阻碍托托事业上的发展，竭力反对。他给托托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发誓用100天的等待，来换回一位公主的爱情。无论刮风下雨他都等待，但是在第99夜，他忽然悄然离去，"因为他害怕当第100天来临时，听到的是公主拒绝的声音。"那位年轻人害怕接受这样的结局，所以他选择了离去。与其让希望彻底破灭，还不如让它成为一丝美妙的幻想。阿尔弗莱多鼓励托托去罗马发展，别呆在西西里，"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就会以为这就是全世界。"（If you don't walk out, you will think that this is the whole world.）
托托离开西西里那天，母亲、妹妹、神父，还有阿尔弗莱多一起来火车站送别，却没有伊莲娜的影子。失明的阿尔弗莱多抚摸着托托的脸，颇动感情地说："别回来，别来看我们！将来你无论做什么，都要爱它，就像爱你的放映室一样。"他激动得说不下去，将托托推向火车。
阿尔弗莱多放了一辈子电影，曾经感慨"有的电影看了一百遍"。他或许从电影中领悟了不少，从生活中领悟得更多。他相信托托天资聪明，前途无量，但他担心爱情、乡愁影响了托托的发展，因此以上帝般的神力（这种神力似乎过于残酷）让托托离开家乡，走向远大前程。
从罗马到西西里，飞行时间只需一小时。可是托托却飞了漫长的三十年！青春年少的他，此刻已经步入中年，头发飞雪。法国导演雅克•贝汉（Jacques Perrin）友情出演中年的导演萨尔瓦多（托托）。托托在电影界已经是名人，可是他的爱情生活却没有结局，这从他不断换女人就可知道。
我们看到的"短版本"更多偏于世事沧桑。托托在家乡为阿尔弗莱多送葬，他看到许多老熟人、老观众，他们都老了，依稀可辨当年的样子；"天堂电影院"也破败不堪，很快就被炸掉，原址有商业用途。阿尔弗莱多的夫人送他一盒电影胶片，原来全都是当年被剪掉的影片中的接吻镜头。
从《天堂电影院》光碟的有关花絮部分得知，被剪掉的主要是爱情线索。中年托托在家乡遇到已经为人母的伊莲娜，她丈夫就是当年托托班上那个笨蛋（现在是个政客）。"你还是那么漂亮！"托托由衷赞扬初恋情人。他们谈了很多，甚至做爱。托托终于得知真相：当年伊莲娜来找过他，但是阿尔弗莱多对自己隐瞒了消息，使俩人错过了一生。在影院的废墟里，托托找到了当年艾莲娜留给自己的纸条，显然这也被阿尔弗莱多耽搁了……
"中年心事浓如酒，"何况知道了如此真相，萨尔瓦多的百感交集可想而知。失明的老人果真能洞悉一切？他像剪辑大师一样果断地剪掉了自己人生的胶片。事业成功，却错失爱情，这样的人生该如何评价？假设当初不是这样剪辑……
人生不能假设，正如历史不能假设一样。《天堂电影院》在结尾处没有过多流连于此。配乐大师莫利康内谱写的温馨、醇厚的乐曲声中，银幕上流动着这些镜头：在家乡，萨尔瓦多又一次欣赏自己当年拍摄的伊莲娜的黑白倩影；回到罗马，他在工作室里独自欣赏老阿尔弗莱多留给自己的胶片，全是被剪掉的接吻镜头……他仿佛又回到童年，回到西西里的"天堂电影院"。他笑了，眼里闪着泪花。
[凯迪周刊] "黑铺保"引发新课题
Mon, 08 Jun 2009 10:16:00 +0800
作者：黎明
东莞市很多用人企业特别是本地人开的公司，招聘出纳、会计、汽车司机等岗位时，由于对外面的人不放心，就多设置了一道门槛，即需要由持有本地户口的人做担保。于是，人才市场周边有小卖铺打出"莞户房产担保"招揽生意。据记者了解，干"莞户担保"这一行，生意好的时候月收入可达上万元。
"莞户担保"收入不低但并非"合法经营"，此现象引起了一些议论。虽说此事目前涉及范围不算广泛，也未见深远影响，但研究此问题，不仅出于商业和市场的需求，也含有法学、社会学的价值。或许，眼下就此开展的探索，在今后的日子里更显其学术与实用价值。
严格说来，"莞户担保"并非新生事物，它其实属于一种 "中华商业传统"。从民国时期的小说里，我们能看到一个眼下几乎已经被淘汰了的词语——"铺保"，意思是"由店铺出具的担保（保证书）"。这一传统方式，在"计划经济"时期被打断，在当前被认定为非法。而对从业者做出某种"道德资格"评估、对用人方承担某种承诺责任的这两种需求，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在评估和承诺者的身份以及形式、办法上有许多差别。其中主要的差别一是有无"第三方"介入，二是介入方式是属于经济行为还是政治、人际关系中的一部分。
民营企业复活后，旧时的"铺保"规则或潜规则也跟着复活。有些地方的商家要求"铺保"，尤其对首饰店店员、货车司机、会计、出纳等岗位，"铺保"就更显重要。这样，对当地没有亲戚、熟人的打工者来说，就增加了找工作的难度。
旧时从业者寻求"铺保"，主要靠和有资格担保的一方存在"人情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担保方纯粹出于"人情"的考量，被担保的一方和对方若无特别亲密的关系，也少不了付出代价、给以回报。如此种种也没听说有什么具体的法律明文来加以保障，但那时的"诚信人格"和"民间不成文法"还算强大，"铺保规则"可谓利于各方，没引起太多的"不和谐现象"。而"莞户担保"纯属发现市场空挡的另类经营，顺从目前生意场上的"诚信忧虑"潮流，人们自然联想到"欺诈"和"作假"、"非法营运"等等不良之词。
应该说"铺保"之需求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打工方、用人方、担保方这三者各取所需了，整个过程是自愿、协商而并非强迫、欺诈的。打工者不愿意多这道门槛却不得已，如果没有"有偿担保"处境则更糟糕；担保方喜欢这个项目但也当不了生意的家，属于顺势而为，也是"被动"的；只有用人方是主动、主导的，"莞户担保"的生财之道由此而来，而用人方认为"铺保"有用，这个判断也不应轻易否定。
不可缺位、有着真正主导地位的"第四方"，即政府管理方。"劳动法"中有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据此政府要做的看似很简单，取缔"铺保"，制裁要担保的企业就可以了。
然而，强行规定"不要担保"，实际上对劳工并无好处。企业要担保，求职者即便大力抵制，去投诉、告状，就职的事就更没指望了。来实在的，还不如关注"没了灰色铺保怎么办"的问题。
本来，打工的就是安了一颗劳动赚钱的心才找担保，人家压根就不是为了"作案"而去的，因而这方面"意外出事"的极少。但是，企业认为"铺保有用"，即使多半出于心理上的"有用"，政府也应尊重这种"心理需求"。诚信环境的确问题多多，企业"以防万一"之心本有些客观依据，况且，历史上的"铺保规则"存在长久，也自有它的道理。
尽管"经营铺保"之基础问题尚未解决，"铺保需求"还是要正视。我的看法，如果不允许经营式担保，那么政府就该承担"公益担保人"的角色。与其保持一个徒有虚名、永不兑现的"不许担保"的法规条款，不如求职者在面临铺保要求的时候都能领取到来自公益性质的"担保书"。
拿出"不许担保"的法规强制推行，或者对企业的担保需求负起责任，都是运用"公信力"。而"铺保"改为"国保"，这种" 软手腕"即便效果不彰，其对社会的损害程度，也弱于"空头法律"对社会的毁败程度。从法理上推论，对就业者实行"全员国保"顺理成章——因为，既然劳动法规定了全员"不许担保"，能担保并负责的，也只剩下"国家"一家了，可以说此规定下的"国家责任"无法逃脱；国家说了"不许"后自己也"不管"，所有试图在这事上插一杠子的其他人也都违了法——这和"不管"一样不合法理、情理。
我和你有个约——电影《拉贝日记》
Mon, 08 Jun 2009 10:11:00 +0800
作者：李对龙 | 评论(2) | 标签:拉贝日记, 格劳秀斯, 战争与和平
第一次知道格劳秀斯和他的《战争与和平法》是在国际法教科书上。战争一直都是国际政治纷争的最后手段，这部高举国家主权和详细论述战争的书，使作者被尊为了"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在自然法的基础上阐释战争规则，也就是在战争中引入了人道主义：像人一样战斗，而非一群相互撕咬的野兽。
当然，为什么而战一直都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既然是人而非野兽，就不能赤裸裸地说为了食物和地盘。师出总得有名，让人送死总得有个由头，比如为了雅利安的优化，为了大东亚的共荣，为了全人类的解放。长盛不衰的说法是，为了和平而战。战争与和平，这对不共戴天的词汇，已越来越成为相亲相爱的兄弟。纵使格劳秀斯，这位国际规则的"父亲 ��，在研究战争时也把它的反义词拉下了水。
专家的意思是，格劳秀斯是为了消灭战争才为战争立法的。但为战争订立规则，也就承认（至少是部分承认）了战争的合法性。有人会说，战争也是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的，正义之战自然是合法的。为战争分门别类，这也是让格劳秀斯耗费了大量笔墨的事情。我承认正义的神圣性，但也觉得正义与否是个花哨而困难的问题，以此让人送命却是切实而容易的。我们是应当慎重思量，无论什么门类的战争，都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代价的。
设身处地地想想，格劳秀斯的时代，强调国家主权的确有助于免去许多战争，但国家却又制造出更多更大的战争来。于是格劳秀斯只得搞不过它就加入它了，既然暂时无法彻底消除战争，就以人道主义的旗帜为战争订立规则，让我们像人一样战斗。当然� �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和平。只是在严谨的法律规则之外，我还是忍不住想象这样的画面，格劳秀斯这位可敬的"父亲"，在详细规定了用什么方式杀死对方算是合法和人道后，对交战双方说："孩子们，就按这样，好好干吧，祝你们好运！"
世俗规则的很多事情，一联系到终极价值就容易产生悖论，这样的悖论想多了会让人抓狂。
只是在见识了野兽一样的战争后，我才放下那些浮想联翩的悖论，去拥抱格劳秀斯，这位先知先行者。电影《拉贝日记》里，那个日本亲王把对南京守军的作战比喻为围捕大象，一场野兽的战争就此开始了，我们不是大象，他们却真成了嗜血的野兽。《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首先假想我们一直都认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在疯癫状态中犯下的，然后塑造了一个矛盾的日本军官的� 色，最后告诉我们，他们没疯，他们清醒得很。其实稍微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没疯，他们十分理性地违背着国际法，钻国际外交的空子，事后竭力掩盖着罪行，《拉贝日记》忠实地还原了这些内容。
当战争无可避免，格劳秀斯只能给交战双方出具一份要式合同，明确列举出可为和不可为的事项。日本和中国同为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他们理当签字并受合同条款的约束。但日本军队却背信毁约，烧杀抢掠，连俘虏和平民也不放过，他们把自己降低为了嗜血的野兽。人道主义的法条，最终还是要指向人的内心，或者说是个人良知。时至今日，就像《拉贝日记》在日本被禁一样，高傲的日本人可以承认自己的先辈曾无视国际法条，但很难承认他们曾蜕变为野兽，做出了那么多良知沦丧的事情。前者可以用大东亚共荣的春秋� 梦来做托词，后者呢，良心的事情是最简单明了的，让你无处躲藏。
按照正义和非正义的说法，日本政府发动了侵略战争，他们是不义的，抵御一方的国民政府自然戴上了正义的花环。但深知双方实力悬殊的蒋总统，弃花环于不顾，迫不得已地做了蒋跑跑，扔下一座城让日本人来蹂躏。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都是违约者。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约翰·拉贝也是要跑的，他和公司总部有着工作委任之约，和自己的妻子有着"相亲相爱，不离不弃"的婚姻爱情之约。拉贝有充分的理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他最终选择留下来，因为他还有一个和仓促成立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约定，他被选为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更重要也更关键的是，拉贝和自己还有一个约，确切地说是和自己的良心。也许有人会说，自己的良心属于自己� �自己和自己无法立约。扪心自问，我们有多少时间是和自己的良心并行不悖的？我们是否总在倾向于远离自己的良心，甚至是与其背道而驰？我们都不是完人，包括拉贝，身负工作之约和爱情之约，还有求生求安的本能，他差点就跨上了轮船。良知在召唤他去进行人道主义的救援，他最终保全了这份契约，留在了南京。如果之前拉贝用纳粹党旗保护员工的行为，还可以解释为他和他们有雇佣之约的话，那么之后拉贝在南京所做的一切救助，就都是在履行自己和良心的这份契约了。我们也无需刻意拔高拉贝，在生死未卜的妻子面前，在自己的纳粹元首面前，在躲进安全区的战俘面前，良知也成了个难以决断的东西。但至少，安全区救下了二十万人。
虽然败得一塌糊涂，但总得引出点希望才是。《南京南京》给出的希望是，中国的女人又� �孕了，她们还能继续生，中国人是杀不完的。《拉贝日记》给出的希望是，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救援救下了二十万人。陆川并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战争与和平。
格劳秀斯提醒我们，我们已经进化为人，他让我们立约，要像人一样战斗。但接下来，我们何时才能真正放下武器，像人一样和睦相处？这样的约在哪里？那些悖论，我们终究还是要面对。
200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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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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