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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后的台湾政党格局
Sun, 13 Sep 2009 11:29:00 +0800
作者：闾丘露薇 | 评论(9) | 标签:台湾, 民进党, 国民党, 马英九, 陈水扁, 监督, 反对党
如无意外，今天已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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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决出来，最令人期待的是民进党的表态，因爲在很多人看来，这次民进党的表态，到底是否和陈水扁彻底切割，意味着民进党是否可以重新开始，向前进发。
民进党的记者会时间一拖再拖，最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从两方面来对这次的一审判决做出回应。她一方面代表民进党，呼吁司法机构要谨守客观法律原则，避免主观的政治偏见，因爲这样才能够维护台湾的民主价值，呼吁停止对陈水扁的羁押，另一方面，则继续强调，清廉是民进党不变的价值，而陈水扁向海外汇款的行爲，已经是公私不分，违反了民进党的廉政条例，对于因爲政治资金的管理，而引发政商关系的争议，没 ��能够符合社会的期待，而陈水扁对家人缺乏约束，从而产生出很多负面的批评，这些都是陈水扁应该自己负起的政治责任。
这样的表态，被台湾媒体称爲半切割，民进党这种和陈水扁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更多的是因爲那些在党内身居要务的人士，毕竟和陈水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情感，有一起建党的战友，也有分享利益的团体成员。因此即便民进党内呼吁和陈水扁切割的声音不少，但是蔡英文还是必须要平衡党内老人和大老们和中生代之间的不同需求。
但是，在政治上，犹豫不决，或者是向两边都不得失的结果，往往总是失去的更多，请教台湾的政界还有学界的人士，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认爲，如果不彻底切割，不壮士断臂，那末民进党已经不重要了。
听到一些香港学者的分析，认爲这样的结果，� 能会掀起新一轮的街头政治，因爲民进党只有依靠这样的方法才能够吸引住自己的支持者，同时给蓝营制造难题。不过台湾的学者以激立委却没有这样的担心，因爲街头斗争的方式，縂有过时的一天，台湾的民衆，已经从街头抗争中走了过来。确实，看看一审判决前法院门口的支持者，尽管民进党私下进行了组织，也动用了交通工具动员南部民衆，但是谁都看到，场面并不热烈。
不过，民进党的不争气，对于台湾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这也是不少台湾的政界人士，甚至是一些国民党党员所担心的事情。被称爲"揭弊大王"的国民党立委邱毅就说，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强大的民进党，因爲执政的国民党，需要被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来监督和制约。而现在，在民进党无法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的时候，这就是国民党内的党员的责任，来进行党内� 监督，而他未来要做的，当然是继续做他的揭弊天王，不过目标，会更多的放到执政的国民党身上。
从去年国民党重新获得执政权，加上之后在立法院选举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台湾又回到了一党独大的时代，民进党正在丧失自己的政治资本，能够对马英九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的，只剩下媒体以及国民党的党内监督。
一审宣判前一天马英九的新内阁走马上任，不过这份名单也并不是在国民党内人人叫好，甚至有批评认爲，这是蜀中无大将的表现，对于这种党内的不和谐，国民党立委吴育升认爲，这对于国民党来说是好事情，因爲证明国民党已经从过去的一言堂蜕变到现在的这种，不可能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阶段，而这些杂音，可以提醒执政团队要时刻保持清醒，回应民意。
民进党不济，台湾社会是否能够出现第三股� �量，这个话题，在去年的领导人选举前曾经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当时呼声最高的是退出民进党,率领红杉军到扁的施明德,不过最终只是猜测和期望.尔在今年的一月份则传出,李登辉和施明德可能联手成立政党,走中间路线.以施明德的独特个人形象,加上李登辉的老到,还有林义雄的清廉以及深入民心的爱台湾形象,应该对中间选民有一定的号召力.
台湾是在1987年开放党禁和报禁,出了国民党和民进党之外,一直有其他的政党存在,当中包括93年成立的新党,代表都市小市民和知识份子精英.,之后有2000年成立的亲民党,再宋楚瑜的领导下,最鼎盛的时候,在立法院拥有四十多个席位,不过亲民党的兴起,也抢走了不少新党的票源.
2005年,在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主导下,选举制度改成为单一选区两票制,结果使得除了国民党和民进党以及个别的无党派立委当� �之外,其他政党几乎全军覆没,奠定了蓝绿两党的格局.虽然随着台湾的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在劳工,社区和文化运动等上面,第三势力也一直被提起,甚至在2008年的立院选举的时候,有政党和团体联盟联手参选,但是结果却得不到足够的选民支持,没有办法在蓝绿选项之外寻找到生存的政治空间.
不过这次陈水扁一审判决,除了成为推动台湾向着法治社会迈进的同时,在民进党做不到从新开始的时候,却可能成为台湾'第三势力'发展的一个契机,依然是李登辉,一个月前拜会了宋楚瑜,当然没有人知道他们会谈的内容,但是依然因此而引发了很多的想像,或许台湾蓝绿割据的闷局,终于可以被打破?
陈水扁一审宣判结果一出炉，马上引发国际媒体的关注，不少英文媒体更是作爲快讯播出。也许有人觉得，陈水扁的贪污案是台湾的丑� ，但是却忘记了这样一点，正是因爲这样的丑闻会被公开，并且进入到司法的程序，这样的事件，更能够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因爲它透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向全世界说明：即便是前领导人，违反了法律，自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丑闻本身只不过对当事人而言，公开丑闻从来都不是另一个地方蒙羞的事情，因爲在完美的制度设计，都不能够杜绝人性的丑恶所带来的罪行，制度的目的在于，当有人没有遵守规则的时候，不管是谁，都要遭到法律的惩罚。而台湾，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爱丁堡艺术节：寻找突破的舞台
Sun, 13 Sep 2009 09:11:00 +0800
作者：newlight | 评论(0) | 标签:英国, 爱丁堡艺术节
《南方都市报 评论周刊》八月份艺术节期间，我特意去看新西兰华裔喜剧演员Raybon Kan的演出，当我来到演出地点———爱丁堡旧城的一家酒吧时，却见到他站在门口向每一个顾客解释说，当晚的演出被取消了，因为酒吧要转播冠军杯足球赛，希望观众明天再来。这场演出是不收门票的，但他却仍然一脸歉意，我在想，爱丁堡艺术节大概就是靠着这些执着的艺术家们才有今天的成功。
今年爱丁堡艺术节确实获得了空前成功。经济衰退、天气无常、加上甲流威胁，曾经让人担心这个世界最大的综合艺术节会受到冲击。然而向来最重头的"Edinburgh Fringe"（边缘艺术节）的售票情况是历史上最好的，近3.5万场演出共售出185万张门票。同期举行的爱丁堡图书节，举办了超过750场讲座，售出 80%的门票。在本周日结束的"官方"艺术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门票发售情况也达到了去年水平。
可以说爱丁堡艺术节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受益者。艺术节的观众，一般是本地、外地和海外各占三分之一。面临经济衰退，许多英国人选择了"居家度假"，为艺术节增加了不少英国观众；今年苏格兰政府借诗人彭斯（Robert Burns）诞生250周年，举行全球苏格兰后裔"归乡"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英镑对美元、欧元兑换率的下跌，也让访问爱丁堡不再显得那么昂贵。
然而观众多，节目也多，在任一时间，观众们基本上都有超过十个节目可以选择。参加艺术节的表演者们，面临着如何吸引观众入场的巨大压力。在节目选择众多、经济萧条的情况下，要让观众掏钱买票，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维持低票价外（一般在5到15英镑之间），许多艺术家就像Raybon Kan那样选择了免收门票的方式。对他们来说，吸引观众、得到好评、产生影响比门票收益更为重要。
这种免费演出方式，过去还是个别现象，今年已经扩展到喜剧、音乐、剧场等各种演出，而且出现了专门的机构和公司进行场地管理。免收门票并不代表演出水平差，今年被《卫报》评为最佳实验演出的"森林边缘"（Forest Fringe）就是一个多节目的免收门票演出。
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组委会的克丽丝·安德森（Christabel Anderson）把参加艺术节的演员们分成了四类：学生或业余社团的，纯为好玩；尚未成名的演员，寻求突破；稍有经验的演员，希望增加知名度；成名演员，则把参加艺术节看作一场商业活动。让爱丁堡艺术节保持锋芒和实验性的，正是这前三类艺术家。
但即使是成名的表演者，来到爱丁堡艺术节，仍然是战战兢兢。名气或许可以保证票房，但媒体的评论不会留情。以电视喜剧《办公室》和《临时演员》（The Extra）成名的里奇·吉瓦斯（R icky Gervais）可以说是英国目前最红的喜剧演员了，但是他今年带到爱丁堡艺术节的喜剧演出《科学》（Science），却遭到了媒体毫不留情地批评，被《泰晤士报》称为"最新却也是最弱"的作品。
爱丁堡艺术节，对于观众来说是一场盛宴，最大的乐趣，就是发现意想不到的演出。对于艺术家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舞台，机遇和挑战同在，必须发掘最大的创意，突破自己，才可能赢得观众和好评。正因为如此，每年的艺术节才会带来各种惊喜，让爱丁堡保持在世界综合性艺术节的巅峰。
原文链接：http://taohuawu.net/2009/09/11/edinburgh-festival-2009-2/
我没得钱啊……（走三线-15）
Sun, 13 Sep 2009 06:45:00 +0800
作者：老虎庙 | 评论(6) | 标签:走三线, 麻柳, 照相, 摄影
在麻柳镇的高山沟壑里，我遇到了老婆婆。
那时候，她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佝偻着腰身，背上背一只对陕南人非常重要的人力运输工具"背篓"。
我紧蹬两下车子，想赶上老婆婆……在距离老婆婆还有十多米距离的时候，我跳下车子，迅速取出相机，向老婆婆的前面赶去。而这么一赶，动静太大，这也注定造成了我无法顺意拍摄我所想象中的影像效果。
—— 老婆婆，您好！
我是隔着镜头对老婆婆打招呼的。
—— 老婆婆，我给您拍一张照片好吗？
我连续说了几声后，老婆婆站住了。接下来她看出了我的来意，也许是我这一身风尘，看起来有点脏的打扮，一头大汗，我知道我的几缕头发粘在湿湿的额头上是怎样的形象。我已经顾不得许多，生怕老婆婆对我产生误会，我又一次对她尽可能显出诚恳地说道："我是搞摄影作品的。"
老婆婆显然听不懂我所说的"摄影"、"作品"是什么。
老婆婆在我的镜头里犹疑片刻，说："我没得钱啊。"一边竭力扭转头去。
老婆婆走了，脚步重重地踩在山石路面上，越走越坚定。
老婆婆认定了我是山区里的那些游商，他们在摩托车上绑上喇叭，操着我听不懂的当地方言，修电视机、修洗衣机、修摩托车……也有收鸡蛋、收木耳、收药材的，甚至有一对夫妻在高山公路上骑一辆摩托车，妻子就在后座上用电喇叭不停地喊："收长头发喽，收长头发喽!"后来，我在一个小山镇上看见了收长头发的场面。镇子上的大姑娘们，小丫头们纷纷围拢那夫妇，各自展示自己的长发……一直到离开，我也没有搞明白他们收长的头发要做什么。
我对老婆婆的背影连拍数幁，直到当晚，在下一个小镇的旅馆里下榻时，才有机会打开来审视。好在在第二幁里，我获得了满足。
達賴喇嘛外訪的政治
Sun, 13 Sep 2009 00:33:00 +0800
一位网民在一则达赖喇嘛访台的新闻后面跟帖：「我真搞不懂，一个中国人来到中国的土地有什么问题呢？」理论上，他是对的。如果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达赖喇嘛当然就是中国人了。同时，台湾也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达赖喇嘛访台就是一个中国人访问中国；这怎能说是错事呢？
然而，政治现实和描述政治现实的语言总是比这么简单的推理要复杂一些，奥密一些。例如「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句话，虽然湖南、山东、陕西和北京都绝对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从来不会用这句话去描述这些地方，因为那就成了一句废话了。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台湾、西藏和新疆上头，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一直有人主张这些地方其实不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有人主张这些地方应该独立建国。所以， 「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个回答，一句宣称与声明；其必要来自怀疑和争议的存在。更简单地说，它是一种表态；既是事实的陈述，又比单纯的事实陈述多了一层政治对应甚至交锋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看待它的意义；却又不能太过当真地拘泥于字面，否则就真以为达赖访台是「一个中国人访问中国」了。
同样地，抗议达赖喇嘛出访外国就和抗议台湾领导人以「总统」名义外访相似，曾经是种非常必要的政治表态。有如预先设定的程序反应，只要达赖喇嘛一到某个邦交国访问，外交部就一定要抗议，同时对西藏的领土问题再次作出严肃的声明。不过，这种反应的实质效果在过去几年以来却有了极大的变化。
就以达赖喇嘛这次去台湾为莫拉克风灾灾民祈福这趟行程来说吧，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并不只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台湾岛内的政治斗争，也是因为达赖喇嘛出访已经渐渐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块试金石。请注意，达赖喇嘛数十年来根本就一直在周游列国，或者弘法，或者开会，又或者参与某些政治活动，而中国外交部也一直行礼如仪地发表抗议声明，但它几乎从来不曾燃起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直到去年达赖喇嘛在巴黎接受荣誉市民为止。
这个变化的原因自然是中国崛起，成了举足轻重的强权，大家不能再把它的抗议当做耳边风，听过就算。于是要不要邀请达赖喇嘛，要不要批准他的入境签证，就是各国都要面对的重大难题了。
一方面，他们要考虑自己的入境政策、宗教政策和对达赖喇嘛的一贯判断，毕竟他们曾经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让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入境，现在要不要对这些政策和立场做一个改弦易辙的转变呢？如果要的话，他们该如何对自己的国民解释这种转变？另一方面，他们得担心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必须顾及中国的抗议不只是说说而已，并且还会带来一些实质的「惩罚」（温家宝的「环法之旅」就是最好的例子）。
故此，对很多国家来说，批不批准达赖喇嘛入境就是在中国的市场与订单，以及自己的宗教政策与人权原则之间的艰难抉择了。相对地，中国则可以把这个问题当做一种测试，用以考验这些国家对自己有多重视，对双方的关系又有多忠诚。也就是说，达赖喇嘛的每一次行程都变相地成了中国验收外交成积和检证自己实力的机会。
然而，这套「达赖外访」的政治游戏又替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局带来不少崭新的变量。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去年在波兰会见达赖喇嘛已经引来足够严重的后果，不料盛传有意竞逐下一届总统的社会党籍的巴黎市长还要火上添油，干脆颁发荣誉市民给达赖喇嘛，请他到访。结果使得萨尔科齐完全没有回旋余地，只能「一错再错」地得罪中国。我们今天在台湾看到的情形，只是这种外交引致内斗，内斗牵制外交的逻辑的强化版。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将来还会有更多国家的反对派利用达赖喇嘛这张牌去占据道德高地，打击在朝的政党。
因为这些反对党和政治势力玩的是一种借力打力的手段，表面上他们是对外在向中国示威，实际上是在自己的领域里收割成果。像民进党这么正规的政党，固然可以想尽办法刺激中共，然后让国民党自己去接这颗烫手山芋；再好整以暇地坐在一边等看戏。要是换上一个没有机会执政也不大有意愿执政的小组织，那就更是桩无本生利的买卖了；他们用不着害怕中国的报复，却可以凭空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了转移大家对民族政策的怀疑，中国政府把新疆「七五事件」的主要责任推到热比娅等「海外势力」身上（说起来也怪，明明新疆一直处在政府的严密掌控之下，「一小撮」「海外敌对势力」却能轻易在那里闹出这么大的事。难道政府不觉得丢人？不以为这套说法是自掌嘴巴？）。果然，热比娅自此迅速走红，俨然有「达赖第二」的势头，去了澳洲去日本，完全重复以往达赖喇嘛外访的模式。由此可见，只要中国继续高调抗议，这种游戏就会不断有人玩下去；只要中国继续用一个外人当标靶，就会有第二、第三、第四个达赖喇嘛。
又一个圣人神话的终结
Sat, 12 Sep 2009 17:36:00 +0800
作者：青桐 | 评论(15) | 标签:季羡林, 北大, 良心
（这是一篇写于2008年底的旧文。大半年之后的2009年7月，在中国知识文化界享有至尊无上威望的季羡林先生辞世。尽管我们尊重这位老人，敬佩他的学术造诣和文化贡献，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在一片顶礼膜拜的造神之音中，能直面历史的真相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这是对季羡林先生最真切的敬重，也是今天的中国文化人实现自我超越的勇气。）
崇尚"劳心者治人"的中国人总是有一种癖好，将知识分子笼罩上一层高洁、瑰丽的光环，追求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价值观尤其偏爱将文官、专家、知识分子推向神坛。在这种文化心理机制的编排之下，季羡林被戴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顶桂冠，然后又有"北大的灵魂"、"当代学术的良心"、"东方佛学巨匠 ��、"中华传统文化的脊梁"等一项项溢美之词。仿佛没有季先生的北大将是黯然失色的北大，又仿佛北大必须凭靠季老的名望才能证明这座名校风华绝代的往昔。
2008年1月，央视播出了钱文忠跪倒在地，给他的老师季羡林三次磕头的画面。一个被誉为当今国学泰斗，一个号称新锐领军人物。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正襟危坐接受徒儿跪拜大礼，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屈膝俯首以头触地。潜台词不言而喻，那就是他们在传播自己的价值取向。说的更清楚一点，季、钱作为重量级公众人物，央视作为头号公共信息平台，就是以此示范引导国人回归尊卑有序的礼教。季羡林作出如此表率并非偶然，北京奥组委成立时，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征求奥运会文化顾问季羡林的意见。季羡林就说："我建议在开幕式上将孔子抬出来，因为他是中国传统文� �的典型代表。"他又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后来，张艺谋照季羡林的意思做了，孔子还是被抬到奥运开幕式上。全球40亿观众一起邂逅了古老东方的孔圣，三千弟子称颂，击缶声声，竹简橐橐，全世界倾听了那众口一词、整齐划一的《论语》诵读，三个巨大的"和"字，表现了中国汉字的演化过程，也表达了孔子"和为贵"的人文理想。
在思想文化意义上，我是孔子和《论语》的理性信奉者，但是，我还是想请教季羡林先生，谁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利，利用东道主的身份，将儒教化的孔子和意识形态化的孔子推向人类自由的奥林匹克殿堂？青年时代在欧洲留学八年的季羡林先生，不会不知道，如果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或者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 名牧师或神父齐读《圣经》、合唱《赞美诗》，这种宗教价值观的强制推销和一个倡导政教分离、多元包容的现代文明世界会是多么南辕北辙？这种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意识搬上国际体育盛会的狭隘思维必然带来某一种犯忌，对于一个蒙受胡适、陈寅恪赏识，1946年就受聘于北大、深受"老北大"自由传统熏陶的著名学者来说，会不会是一个低级的常识性错误？
我的书桌前摆放着北京朋友寄来的新近出版的季羡林自选集中的两本，分别是《赋得永久的悔》和《悼念忆》。我读得非常仔细，说真话，不得不承认那是大师的美文，文笔清幽而淡美，质朴而伤感，延续着"五四"一代文化人深厚的国学底蕴和从容的生命情感，还有作为佛学研究者的季羡林参透人生事理的深沉智慧，都埋藏于字里行间，穿梭于一个世纪的时空岁月，往事故人� �记忆如皎皎明月和潺潺流水，让人心静如水又心潮难平。
但是，季羡林只是季羡林。而不是北大良心，更不可能是中国学术的良心。
季羡林研究佛教史、梵文和古代中亚语言，这些被很多人认为是百无一用的信仰和哲学，在"文革"那样的乱世中却有很实际的用途，就是可以用来避祸。季羡林先生是我长辈的长辈，我在这里并无资格苛求长者。我认为，如果以大师的标准来要求，"文革"开始的时候季老已经55岁了，应该多少达到"不惑"和"知天命"的境界，尤其对于一个研究佛教的学者，如果研读真的到了"火候"，应该能看清那些荒诞无良的历史现实中人性的虚妄与罪恶。佛教看似消极，其实有很强的原则性。按照佛教的教义，"文革"中的大批判和假话无疑属于妄言。至于武斗和迫害，更是属于恶业。即使不是佛教 ��，研究佛教的学者也应该从中汲取德行和智慧。季老在"文革"中却耐不住寂寞，参加了争斗中的一派。
如果说，膜拜毛，高呼万万岁，卷入"文革"斗争，最后祸及自身，尚可以没有类似的社会历史经验来解释，何况人性都是有弱点的，在那样一场疯狂的造神运动中，极少有人能清醒冷静的面对，对著名学者也不必苛求。然而，"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的季羡林最终没有从体制的欠缺中走出，没有从国家主义的传统犬儒心理中走出。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痛心地回顾了"文革"的经历，抒发了不少有价值的感悟，不过，这都没有使他在"文革"后抵达"人生的觉悟"。
尽管一再请辞国学大师之冠，但其复兴华夏的抱负和顾问天下的姿态，都表明老人从心� �里是以文化大师自居的。在大师销匿的时代，不自信的北大需要一个大师，不自信的中国需要一个大师，而论资历、论学术影响、论无副作用，季羡林无疑是可被神话成为大师的最合适的人选。季羡林在佛学、梵文方面学有专长、造诣高深，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专家都可以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可以轻易踏入公共领域。在中国的法制文明亟待健全、民主环境不容乐观的今天，他抛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被政权欣然采纳；他一相情愿地相信，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了，中华民族从此将迎来伟大的复兴；自称"淡泊名利"、"病榻残喘"的季羡林又担任了北京奥运会的文化艺术顾问，迫不及待地重新抬出孔子，服务于追求和谐社会的政治需要；他继续那样歌功颂德或应景表态，被安置在统战座席的头排，生活上享受着体制给予的优待，学术上吃� �1949年前的老本，他最多的公开发言，要么是古董级花瓶的应景闪光，要么是唠叨几句不咸不淡的"名人箴言"。和一切体制内知识分子一样，他珍惜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奉行"真话不全讲"的人生态度。
看新华社2006年8月6日的报道：
"季老，我看您来了。"上午9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走进解放军总医院病房，就紧紧握住季羡林先生的手说："今天是您95岁生日，我向您表示祝贺。" 温家宝送来一盆枝繁叶茂的君子兰，向这位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敬意。
今天，季羡林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的衬衣，病房内充满喜庆的气氛。温家宝说："您今天穿了一件红衣服，非常精神。您现在是红衣少年。"顿时，大家都笑了起来，房间里气氛显得轻松而热烈。
温家宝说："我们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首先就要尊重知识分子。无论是实现科学发展，还是构建和谐社会，都离不开知识，离不开人才，离不开知识分子。我们要坚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关心、爱护、信任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季羡林和总/理饶有兴趣地探讨了"和谐"这个话题。季羡林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要注意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高人的素质。"……
如果说《牛棚杂忆》内蕴着人性美，一代人文宗师在杂忆之外却似乎无意于将人性使命进行到底，这就是美丽的遗憾了。跟巴金的《随想录》一样，"真话不全讲"，这是无奈的现实，这是惨淡的"真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谐而主流地迈进在时代的大道上。
按理说，95岁高龄的泰斗级人物季羡林应该到了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年纪了，面对至高的总理，无需而且无法掩饰这个"不全真"的"真理"。而沉默于真相的后面是什么呢？是权势的威严，是人性的脆弱，还是委曲求全的权宜、隐忍、顾惜？在真相的阴翳里，海会晏、河能清、社会能真正和谐吗？对于这些，总理那么温婉，大师那么深邃，却依然只能"真话不全讲"地彼此"和谐"一番。
无怪乎李敖那么尖酸地为季老昭告天下请� "三冠"（指"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大喝其倒采。李敖的讥讽不是只针对季羡林一个人。在他看来，当代中国大陆所谓"大师级"知识分子正是在"真话不全讲"的阴影里，隐匿了或逃避着国家的"核心问题"，失落了大师最本质的守望。
想起另一位学者李/慎//之。这个鲁迅之后，几乎没有大悲悯与穿透国家"核心问题"人文大师的国度，在"五四"一代人大都已经进入身体与思想的双重黄昏，李/慎//之先生起码还写出《风雨苍黄五十年》，实属罕见。2001年4月21日，李/慎//之曾感慨："官方和所谓的学术界最近都在大炒今年90岁的季羡林先生。季羡林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今称爱国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羡林本人固然好名� 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傅国涌《李/慎//之晚年的悲凉》）
起初我也曾想过，李/慎/之这样评价季羡林是否过于言重了？但当我读到季羡林的《哭冯至先生》一文，不禁感慨万千：
"很快就到了1948年冬天，解放军把北京团团围住……校长胡适乘飞机仓皇逃走，只有几个教授与他共命运，共进退。其余的都留下了，等待解放军进城。
过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说，对中国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解放是一场严峻考验，是大节亏与不亏的考验。在这一点上说，冯至先生是大节不亏的。但是，我想做一点补充或者修正。由于政治信念不同，当时离开大陆的也不见得都是大节有亏的。在这里，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爱不爱国。只要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待� �哪里，都无亏大节。爱国无分先后，革命不计迟早。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总之，在这考验的关头，冯至先生留下来了，我也留下来了，许许多多的教授都留下来了。我们共同度过一段欢喜、激动、兴奋、甜美的日子。"
季羡林写这段文字的时间是"共和国"经历了无数凄风苦雨之后的1993年2月，而不是充满梦幻期待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上世纪50年代。
2008年2月17日，季羡林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当时的国内媒体上炒作了季羡林青年时代留德时的一段爱情佳话。在他23岁那年，德国房东女儿爱上了博学睿智、英俊儒雅的季羡林，并用一台旧打字机为"没有打字机、不会打字"的季羡林打出了数百万字的博士论文稿。这个德国女人名叫伊姆加德，在季羡林回国后，终身未嫁，她支付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伊姆加德� 择了一个人孤独的守候，这个固执而坚忍的女人，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伴着相思和怀念，一等就是60年。
这个浪漫而悲情的故事为季羡林的个人魅力增添了华彩一笔，连同季羡林学成之后报效国家的赤子之情和化成灰烬也爱国归国的不屈信念一起，成为一个学者被神话为"高大全"式的一代宗师的理由。季羡林见证过不同时代的北大，从道理上说，他最有资格比较评价北大精神的嬗变，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北大和今天的北大之异同。所谓"北大的灵魂"恰恰是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求证真相并且浮现真相，神话叙事的后果只能是对真相的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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