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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谁在窃听你的手机？
Tue, 11 Aug 2009 14:09:00 +0800
央视《新闻30分》曝光了几款手机监听产品，虽然价格不菲，却是"物超所值"，比如有的监听软件可以窃听监控，哪怕对方手机处于待机状态。这项技术滥用到如此地步，的确令人担忧。这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个人隐私遭受侵犯的惨状。
都哪些人在购买和使用手机监听产品呢？粗略估计，大概窃取商业机密和夫妻间互相监听的居多。卖监听软件的公司负责人也是这么说的。通过这种手段窃取商业机密，明显是一种违法行为。但用这来抓"小三"，问题可能复杂得多。这类官司在现实生活中，估计很难打。这在一方面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规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取证困难。另外，如果你拿一盘录音呈上法庭，法院可能会判断是否采纳，而很少想到去追究侵犯隐私� �责任。
由此可见，手机监听产品的泛滥，在眼下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向来没有尊重个人隐私的传统。以前夫妻地位不平等，女性生活空间逼仄，毫无隐私可言，而男性为所欲为，也用不着保护什么隐私，喝花酒、泡MM那在古时候还算得上是桩雅事。至于现在，个人隐私保护意识也还是比较薄弱的。比如，不熟的人碰面经常会问对方收入多少，有没有房子之类事情。放在西方社会，这是极其犯忌的。
这在商业领域更不用说了。但凡能够达到目的，许多商家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惠普女董事长因为窃听董事会成员电话而下台，这在很多人看来，大概像毛主席得知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那样，感到很难以理解。现在许多人的手机经常遭到骚扰，动不动就有人打电话向你推销产品，介绍服务。这 ��是因为，公民手机号码等私人信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商业机构（包括移动通信公司）打包卖了好几回了。
还不能不提到，有的政府机构本身就是侵犯公民隐私的一大源头。可以看到，许多地方的机动车违章查询系统都是公开的，根本不用输入什么密码信息就可以查询他人纪录。还有，比如个人社保金缴纳情况、公民身份信息等等，只要知道对方简单信息或花点钱就能够查询。这表明了，一些政府部门在对待公民个人隐私问题上，缺乏必要的现代法治意识。本来政府信息公开才是常态，现在反而颠倒了过来，政府信息被捂得紧紧的，个人隐私却被肆意窥探。
今夜，可能有谁在窃听你的手机？标准答案是，从发生几率来说，任何机构或个人都具备这种可能性。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就是这么个道理。相关法律缺位，� �府意识薄弱，再加上许多人也不把他人隐私当回事（"人肉搜索"被滥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手机自然都成了一部个人信息发布器。虽然宪法明文保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通信内容会在什么时候被什么人（机构）所窃听。
当然，这个现实困境并非无法获得解决。特别是当下，很有必要加紧制订和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从法律上进一步明晰个人隐私的范畴及其保护措施；再者，还要盯住那些公民隐私保护意识淡薄的政府部门，通过批评和监督促其"与时俱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同等重要的是，身为现代公民，每个人既要尊重他人隐私，也要敢于对侵犯隐私的行为说不。
说到底，"手机窃听"现象不仅关系到个人隐私和通信秘密，还是一个涉及言论自由的重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手� 监听产品热销无疑是对宪法的挑战，也是所有公民面临的一场灾难。
2009年8月10日
"异端的权利"——细读丹·布郎之二
Tue, 11 Aug 2009 13:41:00 +0800
异端与正统之间的千年抗争是贯穿丹·布郎最近两部小说《达·芬奇密码》和《天使与魔鬼》的主线，在当下的东方语境之下，这个主题对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在罗马天主教廷的正统的反面，作为异端的"峋山隐修会"被一代一代的杰出人士顽强而隐秘地保存下来，并希望有朝一日将其自身的"女神信仰"发扬光大（《达·芬奇密码》）；而另一异端"光照派"虽然早一灭绝，但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人蓄意重新制造出来，用以达到反证"科学祭坛"之谬误的目的（《天使与魔鬼》）。
思想价值方面的正统与异端存在于所有社会中，两者之间如果不能达成恰当的平衡，就会孕育严重的社会问题。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贝特兰·罗素在《西 ��哲学史》的绪论中指出："每一个社会都受着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一方面是由于过分讲纪律与尊敬传统而产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主义与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体或对外来征服者的屈服。一般说来，重要的文明都是从一种严格和迷信的体系出发，逐渐地松弛下来，在一定的阶段就达到了一个天才辉煌的时期；这时，就传统中的好东西继续保持着，而在其解体之中所包含着的那些坏东西则还没有来得及发展。但是随着坏东西的发展，它就走向无政府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新的暴政，同时产生出来一种受到新的教条体系所保证的新的综合。"（《西方哲学史》第23页，贝特兰·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引书馆出版，1988年6月北京第7次印刷。）
从思想的视角来看，历史上所有� 文明无一能够走出正统与异端的消长循环，所以尽管它们在发育成长过程中一度欣欣向荣，但最终难免都要相继走向衰亡，直至欧洲近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出现。
在耶稣的时代，基督教相对于罗马帝国的正统信仰是一种典型的异端，基督教的初期历史中充斥着罗马统治者对犹太民族的残酷压迫和血腥镇压。不过，由于一系列偶然和必然的因素，罗马帝国在耶酥身后400年接受和皈依了基督教，并且使之成为帝国境内唯一合法的正统信仰。
任何一种信仰或观念在走向正统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标准化和体系化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大多数时候人们会采取削足适履的方式，有时不惜刻意添加、删减、甚至篡改最初的原始教义。而这样一来，整个信仰或观念的大家族中必然会发生一部分声音中心化和权威化，另一部分 ��音边缘化和受到压制的局面。更为可怕的是，伴随着一种信仰或观念的正统化，持这种信仰或观念的那部分人会获得巨大的权力和无尚的荣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维持和强化这种权力和荣耀，就会采取一切手段压制和消灭各种持不同见解的异端，有时甚至背叛他们最初坚持的信仰都在所不惜。在《达·芬奇密码》中，作者丹·布郎告诉我们，君士坦丁大帝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曾经说过："任何崇高的理想，都曾有被曲解与僵化的时候……曲解与僵化的情况，竟往往是理想成为正统的时候发生的。"（《历史的分光镜》第105页，许倬云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因此，理想成为正统的日子，也就是理想死亡的日子。"（《历史的分光镜� 第106页。）因为，"任何理想成为正统时，信徒变成当权派，或囿于私心，或则为日常事物限制，忘了当权的意义是为了实现理想。于是……真正的信徒不见了，攀龙附凤的权力集团出现了，欧洲中古的僧侣，中国传统社会的缙绅，都是这种权力集团的实例。"（《历史的分光镜》第107页。）
在人类历史上，天主教会对异端的残暴压制曾经达到过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直接成就了欧洲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运动，但在绝大多数时期内，古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对正统"孔孟儒学"之外的诸子百家思想，乃至域外传来的佛教采取了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在我看来，这是中华古代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是，社会如果彻底铲除了异端，它也就失去了批判的力量，就会陷入全面的停滞状态，并迅速走向衰亡。因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各种不同利益和意见在不断的博羿达成平衡的综合体。但这种平衡在大多数时候是很难达到的，因此社会总是存在不完美的地方。
就像《达·芬奇密码》中所讲述的故事，历史上异端对正统的挑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尽管也有像马丁·路德这样意义深远的成功的宗教改革，但不可否认，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以失败告终的。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一旦异端成功地推翻过去压制它的正统，它们总是无一例外地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正统，并扮演新的压制者的角色。奥地利作者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名叫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的古代自由理想家的故事，他以自己的批判理性和道德勇气 ��独地挑战加尔文派的"神圣"教义，最终惨遭杀害。令人扼腕的是，作为一个与马丁·路德齐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自己原本也是挑战罗马天主教正统的异端，但当他成功地成为新的正统之后，他压制异己观念的手段一点都不比原来压制他的罗马教廷仁慈。
《达·芬奇密码》中狂热的英国反天主教神学学者雷·提彬爵士就是我们时代的加尔文。他执着地认为："隐修会一直都有揭露这个秘密的计划。当特定的历史时刻来临时，隐修会就会打破沉默，向世人宣布圣杯文件的存在并宣讲耶稣基督的真实故事，从而获得彻底的胜利。"（《达·芬奇密码》第248页。）
相反，小说中最令我感动的是男主人公罗伯特·兰登教授多次表现出为了拯救故事中的某个人物而要放弃甚至毁掉"圣杯地图"的意愿。这种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与雷·� �彬为了寻找和揭露圣杯真相甚至不惜欺诈和谋杀的情节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如果雷·提彬爵士真的"获得彻底的胜利"，那么他与古代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篡改和压制真相的君士坦丁大帝不是殊途同归吗？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有些人完全依赖理性知识，所以雷·提彬爵士一再地蔑视不具备宗教符号学专业知识的女主人公索菲·奈芙，认为她没有资格参与到寻找圣杯的行列中来；而另一些人则凭借发自内心的信仰和善。
实际上，为了避免正统与异端之间的失衡，即便是在正统的阵营中，也总是有少数人一直在思考如何从异端中吸收有益于社会的观念和知识。在中世纪，由于一神教的社会政治伦理占据统治地位，如何汲纳异教的理智成果就成了三大宗教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三大宗教的伟大理论家——伊斯兰教的阿尔法拉比、犹太� �的迈蒙尼德和基督教的阿奎那毕生都在焦虑地寻找着这个问题的答案。（程志敏：《西方思想中的"新天方夜谭"》，《读书》2004年第3期。）
在小说中，雷·提彬爵士曾经说过，"寻求真理的人不仅仅是朋友，而且是兄弟。"（《达·芬奇密码》第205页。）这句话实际上倒非常贴切地揭示出了正统与异端之间的依存关系：它们应该是在寻找真理的道路上的一对"孪生兄弟"，二者密不可分，缺一便无法独存世间。
若以今天的普遍思维来看，答案显然应该是，在权力与思想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分界线。正如许倬云博士所指出的，"若要理想不致死亡，信徒中必须有人放弃当权派的地位，站在旁边时时针砭缺失，拾遗补阙，提醒当权派不要买椟还珠，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放弃理想。这些真正的信徒更必须认清，理想永远要有提� 的过程，理想方能常继续作为人群憧憬的目标。因此，这些真正信徒中，必须有人不把理想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而经常不断的为理想汰旧换新，不断的灌注新的生命，添加新的成份，使理想不致僵化，使理想的内容经常与时代的需要相呼应。"（《历史的分光镜》第106页。）
在我看来，《达·芬奇密码》这部小说在思想上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小说结尾处通过索菲的祖母、峋山隐修会大师雅克·索尼埃（他们属于墨洛温家族——即抹大拉的玛利亚与耶稣基督的嫡亲后裔）的妻子玛丽·肖维尔之口说出，峋山隐修会从来不打算、甚至不赞同将圣杯的真相公诸于世，而只是希望以某种合适的方式让他们历尽艰险保存下来的历史真相能够对现今的世界有所贡献。
"所谓'世界末日'，不过是一些偏执狂臆想出来的东西罢了。在郇山隐修会的文献里，根本没有确定将圣杯公之于众的明确日期。实际上，郇山隐修会从不赞同将圣杯予以公开……看看你身边吧。你会看到，人们正通过艺术、音乐以及著书的形式讲述她的历史。而且天天这样，日日如此。时钟的钟摆在摇摆，我们开始感到历史所面临的危险……感 ��我们已走上了毁灭性的道路。我们开始觉得有必要恢复神圣女性的原来面貌……我们的世界需要当代的吟游诗人。"（《达·芬奇密码》第422页。）
这样，峋山隐修会就恪守了自己作为正统之外的一个"异端"的地位，它希望自己以社会主流价值的批判者和补充者的角色存在下去。因为一旦如雷·提彬爵士所愿，真相公布，峋山隐修会取代梵蒂冈，成为新的正统的话，它的真正价值也就不复存在。所以，充满智慧的玛丽·肖维尔这样教诲罗伯特·兰登："你最终会寻找到你要寻找的答案。有朝一日你终会明白的……而等你醒悟过来时，我相信所有像你这样的人。都会将它的秘密藏在心底。"（《达·芬奇密码》第425页。）
任何一个社会都缺少不了正统及其对应的异端，但这两种东西需要有各自不同的存在和表达方式。这也就是 ��说试图借"圣杯"所蕴藏的密码传达给我们的含义，也是人们需要寻找圣杯的意义所在。两位对《达·芬奇密码》持截然相反观点的美国宗教学家达雷尔·博克和马丁·伦恩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了各自对"圣杯"的理解："在西方文化中，寻找圣杯一直是艰难探索或根本不可能有结果的探索的隐喻。"（《破解〈达芬奇密码〉》第176页。）圣杯"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西方神话与浪漫主义的基础。'圣杯'如今依旧引人入胜，它是我们文化结构的一部分。就此而言，寻找圣杯的内涵不只是发现这物品本身，还要认同圣杯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达芬奇解码》第127页。）
小说本身则分别通过玛丽·肖维尔之口和罗伯特·兰登的思索表达作者了对于圣杯的理解："为我们灵魂服务的不在于圣杯本身，而是它身上藏着的谜，以及令人惊叹� 东西。圣杯美就美在它虚无飘渺的本质……对某些人来说，圣杯将使他们永生；而对其他人来说，它是寻找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但却已经散失的文献的旅程。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我怀疑圣杯只是寄托了一种伟大的思想……是遥不可及的绚丽瑰宝，即使在今天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它也能给我们带来某些有益的启迪。"（《达·芬奇密码》第422页。）"寻找圣杯之旅，就是希望能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坟墓前跪拜的探索之旅，是想在这位被放逐者脚下祈祷的探索之旅。"（《达·芬奇密码》第431页。）
当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拜倒在正统脚下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正是异端促使人们不停反思，从而使这个社会不至于失去最基本平衡和清醒。因此，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茨威格对世界发出这样的呼喊："从此以后，我们一定要� �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引言。）
写于2005年4-5月，修订于2009年6月中下旬，分三期分别发表于2009年7月24日、7月31日、8月7日《中国经济时报》我的个人随笔专栏
庸常世界里的悲剧：评杨德昌电影《一一》
Tue, 11 Aug 2009 10:16:00 +0800
作者：马大一为 | 评论(6) | 标签:《一一》, 杨德昌
这是一部好电影。
它讲述的，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是隐藏在常态生活里的悲剧。这种悲剧被我们熟视无睹，就像片中外婆的去世——悄无声息，不曾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老人的生命被漠视，被虚假的亲情遮蔽，所有人，包括她的亲生儿子，亲生女儿，他们都在世俗世界的庸常里失去对老人最后的情感关照。只有简婷婷（那个伏在老人窗前饮泣的女孩）得到了老人辉光反照的一瞬间。
老人在一场意外中变成植物人，躺在床上。一家人围绕着老人，轮流与老人讲话，试图以这种方式唤醒老人。在影片中，与老人（处于深度睡眠）的对话——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自言自语，在摄影机的逼视下，显得那样的令人焦躁不安，和莫名惶恐。老人的� �子，第一个前来讲述的人，说自己"比较会讲"，却在这样的审视下，很快变得苍白无力语曲词穷；在一个不能回应的老人面前，任何"会讲"的油滑都失去了效用，他被逼迫着一下子将思绪回归了自身——就像一个面壁者一样——他被迫面对了自己那一坨苍白惨淡的人生。
和舅舅的语曲词穷窘迫不安不同，简婷婷（本片第一主角）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与外婆沟通的人：因为正是因为她的缘故（她忘记了倒掉垃圾），外婆才陷入了这种情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是一个"行凶者"——正是这个"行凶者"与受害人（外婆）建立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而其他人都与之交错而过，没有产生任何的交集。这个象征的意义是如此的强烈：人与人孤立无援，彼此疏离，甚至需要通过"伤害"才会建立某种联系。
因为这种"伤害"� 简婷婷在外婆的面前进行深度的忏悔，每天都难以入睡，当所有人离去的时候，趴在外婆的床前祈求外婆的谅解。正是这种来自良心的不安与忏悔，使得她超越了庸常的世界，影片最后，她沐浴在老人辉光返照时的怀里，安静的熟睡，成为该片中最美的景致。
在这场与老人对话的场景里，老人的女儿，简婷婷之母，是最为虔诚的一个。是她张罗着全家人展开这场对话，她甚至拉过来自己的小儿子（简洋洋），逼迫着洋洋对老人讲话。她循循善诱："婆婆是那么疼你，你怎么可以不跟婆婆讲话呢？"小孩子异乎寻常的倔强，怎么也不愿意开口。
也许，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害羞（影片中的简洋洋是一个以被女孩子欺负见长的孩子），也许是敏锐的孩子深刻的洞见到这种强迫性表达亲情的虚假和这个动作的徒劳无益（影片中的简洋洋 ��一个"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的小摄影师）。
简洋洋说："我跟她说话，她又听不到"。"就算听到了，可是她也看不到，有什么用呢？"他是倔强的，与其说是倔强，倒不如说是有自己的想法。成年人总是觉得孩子是不懂事的，却殊不知，真正不明白的，往往是成年人。杨德昌在刻画这个孩子的时候，无疑是有着很明显的隐喻在里面的。就像很多小说里的那个通灵的孩子一样，简洋洋的一些稚拙的话语，却成为最后的总结陈词。（影片就是以简洋洋在外婆灵前所念的悼词作为结束，这个孩子最后一句话说：我也觉得，我老了。）
只是可惜，洋洋的母亲意识不到这一点。她对此异常的焦躁。
实际上，她永远不明白的是，她的那种看来虔诚的孝心，实际上表现的欲望大于内心的真实。她总是焦躁不安，在任� 时候。所以在独自面对母亲讲述的时候，她很快便变得难以忍受。第一次（也许是第n个第一次），她意识到了自己生活的茫然无措。她每天面对母亲，讲述自己的事情，发现每一天都被概括成了相同的那么几句话语，她于是再也忍受不了。
她上山修行去了。
她不明白，她永远不明白，她内心的焦灼到底来源于哪里。这是一个想象力贫乏，以至于永远只能执着于表面的形式（像那个"为外婆讲故事"，像上山修行，其实都是对于一些形式的追求，她执着于此，乐此不疲。）的女人；就好像她永远也不了解她的丈夫，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否曾经爱过自己，甚至对于这后一点，她竟然也是漠不关心。
她的丈夫。NG，（诡异的名字，影片从始至终没有对此做过任何解释），是一个内敛的理想主义者。年轻的时候，曾� �有过自己的梦想，和自己所爱的女人；却因为梦想与女人的冲突而分道扬镳。（她想要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前进，却忽视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梦想有时候比女人更加重要"的道理。他为梦想放弃了女人，却奇迹般的最终走上了女人为他设计的道路。）对于他们来说，分歧其实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源于那种骨子里的较劲。那是一种属于年轻的品质。所以，当很多年以后他们重逢的时候，他便对她说他从来也没有爱过别人。他只爱她。然而一切都已错过。——当他们终于到了不再较劲的年龄的时候，却彻底的失去了激情。
女人最后悄然离去，没有留下任何话语。也许，她所等待的，所执着的，不过就是那句他从来没有爱过别人的证实。她有力气要这句话，却没有心力找那个人了。
整部影片缓慢悠长，将近三个小时的片子� 导演用了足够的耐心一点一点打磨那些庸常生活里的细节。杨德昌的拍摄手法是如此的节制，素朴，冷静，几乎不曾有任何的煽情。但是却也有一个例外——应该是近三个小时唯一的一个例外——在讲述NG与初恋情人相会东京的时候，导演用了一组非常戏剧性的煽情的镜头：一边是NG与初恋情人回忆过去，走在路上多年来再一次牵起了双手；另一边是NG的女儿简婷婷与初恋男友第一次在路上走，牵起了手。一握皆是汗。
剧情在这里呈现出惊人的相似。生活的本质在这种近乎轮回的面前暴露无疑：这么多年过去，一切都不曾改变；一切都将彻底改变。
果然逃不出历史的轮回。简婷婷与男友去开房的关键时候，男孩（外号"胖子"的瘦子）在最后一刻落荒而逃。这一幕也正是NG当年的表现。NG的初恋说："在那时候，我就有一种强� 的感觉，感觉你随时会离开我，所以特别想要留住你。"所以她想他要她，正是因为这种不安全感。也许，简婷婷也是一样的心理；然而命运也是一样，男孩子都是在最后一刻落荒而逃。——对于一个负责诚实的男孩来说，在这时候的逃离，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不爱她。
胖子不爱简婷婷。就像简婷婷的父亲不爱简婷婷的母亲一样。
胖子爱的是婷婷的邻居兼好友莉莉，他原本就是莉莉的男友，却因为莉莉不理他，所以他几次三番找简婷婷带信给莉莉。也许，在某一时刻，他确实爱上了婷婷。但是在他落荒而逃的那时候，他最终做出了一种近乎自毁的选择。他选择了跟随莉莉，尽管他知道莉莉并不爱他。也正是清楚的意识到了这一点，最后，他才会做出那种疯狂的举动：杀了莉莉的老师（那个确定与莉莉母亲有性关系，被怀 ��也与莉莉有性关系的男人。）
简婷婷在电视上看到这一事件。电视上说，胖子怀疑莉莉的老师与莉莉有染。因此杀了他。但是婷婷知道：胖子之所这么干，仅仅是因为莉莉讨厌自己的母亲跟自己的老师有关系。
然而真相到底如何，她已经无力探究了。
对于简婷婷来说，这是一场短暂的冒险之旅，却奇迹般的作为一名看客而收尾。一段情感的消失，使她历尽劫难，却险死还生。在惊慌错愕中，她将目光又收回来，再一次穿上自己那身草绿色的衣裙，恍惚间看到一直昏睡的外婆醒了过来。她于是躺在外婆的怀里，轻轻的睡去了。
附：与电影本身无关的话。
很多导演拍电影，期望能够无限的逼近存在的真实，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少数的天才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对当下的中国导演来说，有的是想要表� �，却没有能力，有的则干脆放弃了表达。
很多人对于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何以堕落到如此地步感到不解"，因为大家可能会想，他们曾经是拍过好的电影的。然而当我们回头再次审视那些曾经辉煌的电影，你会惊奇的发现：那些电影从来就不曾逼近存在的真实；它们是形式主义的集大成者，是戏剧主义美学的巅峰代表，然而它们是虚幻的，是意识形态概念下的现象学，而不是真实本身。
大家在骂张艺谋，把奥运会搞成了大型的团体操表演。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突然间就像换了一个人？其实，这是误会。他们（第五代导演）从来就都是诚实的，他们从头到尾其实都是一以贯之的。从《红高粱》到奥运会，从《黄土地》到《无极》，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因此，大骂他们堕落，是不对的。张艺谋的错误不在于拍摄了� 英雄》，而在于没有能力拍好《英雄》。
我们反观第五代导演的杰出作品，就会发现：他们从本质上，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无法对于真实做出有力的解析。比如你看《秋菊打官司》，你会发现很多地方不对劲。不真实。这些在意识形态的浸泡里长大的导演，他们没有能力解析真实，而只能把握事件。他们能够把握历史中的宏大，却无法看到历史中细微的人性。
回到中国当代导演，令我们欣喜的是，我们有像贾樟柯这样的导演。（能够与贾樟柯的作品比肩的电影并非没有，但是却还没有哪个导演像贾樟柯一样有代表性，和一贯性。）然而可惜的是，贾樟柯在《站台》之后的影片，都是无限的逼近现实，却逐渐远离了存在的真实。比如《三峡好人》，它逼视现实如同走在钢丝之上，摇摇欲坠，却始终能够保持一定的平衡 ��它说的太多，以至于足够现实却在真实本身打了一点折扣。
贾樟柯更多的记录时代，而忘了表达人性的真实。最近几年来，他的电影一直摇摆于真实与现实之间，步履维艰。他拍的太多，说的太多，因此而忘记了自己原本那个更大的野心。
爱丁堡艺术节09：全城欢庆的季节
Tue, 11 Aug 2009 00:47:00 +0800
作者：newlight | 评论(0) | 标签:爱丁堡, 艺术节
经济观察网 上个星期天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在市中心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花车游行，正式揭开了爱丁堡艺术节的序幕。不过爱丁堡的艺术季节其实早已经开始，不仅爱丁堡爵士蓝调艺术节刚刚结束，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的节目有些已经开始演出了。
把8月份的爱丁堡成为一个艺术季节，是因为爱丁堡艺术节(Edinburgh Festival)并不是简单的一个艺术节，而是一个全城参与的艺术活动。在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和创新之后，爱丁堡已经发展出多个有着不同风格，面向不同观众的艺术节。8月份来到爱丁堡的，不论是来欣赏高雅艺术还是民间表演的，是来欣赏实验艺术创新还是与图书作者见面的，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在爱丁堡艺术节中，地位最高的是爱丁堡国际艺术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它以西方高雅艺术为主，主要的节目是歌剧、芭蕾和古典音乐，节目和演出者由组织者挑选，每年还会投资新节目在艺术节上做世界首演。
然而影响最大的，却是爱丁堡边缘艺术节(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顾名思义，当初设立这个艺术节的目的，就是开放给那些主流艺术节看不上眼的"边缘"艺术节目。参加这个艺术节的条件非常简单：只要8月份能来爱丁堡，并且找得到地方演出的，就可以加入这个"边缘"艺术节。这种看似放任的做法，却给予了艺术家们实验的空间、调动了他们的创新精神，每年8月，爱丁堡就成为各类艺术家聚集和交流的地方。单从场地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边缘艺术节的实验性：小型剧场、学校礼堂、教堂、酒吧、临时帐篷等都已经是常规场地，历年的演出场地中，还包括双层巴士、出租汽车和集装箱。今年我想去看的一个演出，场地是游泳池――剧目是"后现代诠释"的《奥菲利娅》(来自《哈姆雷特》中的角色)。
爱书的人，在熙熙攘攘的8月份也能找到一片安静的天空。爱丁堡国际图书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Book Festival)以作者与读者见面为主，在两个星期内，每天都有约30位作者与读者开交流会。除此之外，每天还有约20场针对儿童的节目，让家长们可以带孩子来参加图书节。
而在边缘艺术节上，孩子们不仅可以当观众，还可以参加演出。在专门的儿童类节目中，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团体为同龄的孩子们演出。这种安排，除了可以让孩子们从小参与和欣赏艺术演出之外，也是为了吸引家庭游客，保证艺术节不排斥任何年龄段的观众。
爱丁堡艺术节作为世界最大的的综合性艺术节，也面临着挑战。艺术节成功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不断有人抱怨说艺术节规模太大了――今年边缘艺术节的节目目录厚达288页，节目超过2千，这还不算同时举行的其它艺术节和爱丁堡军乐操演(Edinburgh Military Tattoo)等。对于观众来说，每天几乎任何时候都有超过10个可选择的节目。爱丁堡国际电影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就因为8月份过于拥挤而在两年前改到6月份举行。
今年面临经济危机和H1N1病毒的威胁以及附近其它城市竞争的情况下，边缘艺术节的预售票房却出奇的好。英镑的贬值让海外游客，特别是来自美国的游客，觉得来爱丁堡旅游划算；同时经济萧条又让更多的英国人选择在境内渡假，8月份的爱丁堡艺术节就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
爱丁堡艺术节将会持续到8月底，这一个月是爱丁堡天气最好的时间，也将会是这个苏格兰首府全城欢庆的季节。
原文链接：http://taohuawu.net/2009/08/10/edinburgh-festival-4/
曹沫：刺客里的战斗机（下）
Mon, 10 Aug 2009 22:08:00 +0800
双方分宾客坐下。应该说，开始的气氛还是蛮和谐的。就像第二天《齐国日报》所发通稿中所述："昨日下午，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姜小白同志在柯城会见了来访的鲁国总统姬同先生。姜小白说，齐鲁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建交以来，齐鲁关系发展迅速。两国政治上相互信任，经济上互通有无，国际事物中相互协作。姜小白表示，齐鲁两国都是山东地区和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加强交流，增强战略互信，扩大利益汇合点，妥善处理分歧，确保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助于促进山东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姜小白指出，齐方赞赏鲁国政府坚持一个齐国政策，希望鲁方同齐方一道，共同维护山东地区和平稳� ……"
会谈的最后一个议程是歃血为盟。这也是会议的高潮部分，因为有了盟约，就相当于鲁国承认了齐桓公的盟主地位，意味着齐桓公在称霸的路上又攻克了一座堡垒。
齐国大夫隰朋把盛血的玉盂捧来，齐桓公微笑着率先站起来，挽起衣袖准备歃血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直站在鲁庄公身边沉默不语的曹沫突然发飙了。他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手把剑，一手拉住齐桓公的衣袖。
城上的人全都愣住了。
城顶虽然有不少齐国大臣，但均身无兵器。而且此时齐桓公在曹沫手里，势必投鼠忌器，所以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有机敏的管仲冲上前去，急切地问曹沫："您要干什么？您要干什么？"
曹沫没有开口。管仲看见他眼里微微闪烁了一下，知道他必然有所求，就问："您需要什么？不妨说出来听听。"
我觉得，管仲不� �是一位有雄心壮志的政治家，这种时刻洞察别人心理变化的能力，拿到现代来，还是一位优秀的谈判专家。
曹沫喝道："齐国多年来一直欺负鲁国，抢占了我们不少土地，现在要歃血为盟，没问题，但是首先要把汶阳的土地还给鲁国。"
多大的事儿啊，管仲听了这话，松了一口气。他回头对齐桓公说："可以吗？"
齐桓公点点头说："好的。"
一场冲突就此解决。曹沫丢掉短剑，代替隰朋捧起玉盂，请两位领导人歃血为盟，于是皆大欢喜。
比较好玩儿的是，曹沫用武力胁迫齐桓公，并没提前离开，而是继续呆在会议现场，跟平常一样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最后安然无恙地回到鲁国。难道他不怕齐桓公报复他吗？毕竟在齐国的领土上，要做掉他跟杀个鸡一样简单。甚至有不少将士主动请命，但都被齐桓公拒绝了。
其实 ��齐桓公也非常恼怒。曹沫让他在会场上斯文扫地，差点连命都丢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他也几次发火要杀了曹沫，只是管仲劝阻了他，还劝告他按照承诺把土地还给鲁国。
管仲说："大王，我觉得用一块土地换信义是值得的，这是齐国成就霸业需要付出的东西。"
齐桓公想了一会儿，长叹道："匹夫们许下诺言都会兑现，何况一个君王呢？算了算了，把土地还给他们吧。"
于是鲁国兵不刃血，收回了失地。
曹沫劫盟虽然成功了，但其危险系数并不比荆轲刺秦王小。首先，他不是一个人身处重围，身边还有一个鲁庄公需要他保护。其次，齐桓公已经集结了军队在柯城，曹沫等插翅难飞。只不过，他运气比荆轲好一点：齐桓公急于称霸天下，只能以"仁义"来收买人心。这就意味着他有让步和妥协的可能。其次，齐桓公也是� �个比较讲"信用"的人，承诺的话是要算数的。顺便说一句，这跟我们现在的发改委似乎形成了鲜明对比：2009年5月28日，发改委信誓旦旦地说，"近期汽、柴油价格价格不会上涨。"但仅仅过了四天，5月31日半夜时分，发改委就发出通知，决定从6月1日零时起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400元。令人大跌眼镜。
当然，曹沫的成功与他自己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随机应变的处事能力密不可分。换了一个怯懦之徒，或者一个有勇无谋之徒，都无法完成这场华丽丽的个人秀。这些因素地综合，使得曹沫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刺客第一人，刺客中的战斗机，哦耶。
"宏大叙事"的漫画———成都双年展观感
Mon, 10 Aug 2009 18:44:00 +0800
《庄子》上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养猴子的"狙公"，早上给猴子们吃三个果子，晚上给四个。于是，"众狙皆怒"，养猴人对猴子们改口说："那么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于是猴子们都"皆喜"起来。
其实，能忽悠的远不止《庄子》里那个养猴子的人。在眼下的这个言论管控的风声甚是严紧的形势下，虽然带着批判意味的政治漫画不能普遍地、公然地见诸主流媒体，但并不意味着那种通过绘画的形式讥刺时事的创作冲动不可以另外找个名目公然地"亮剑"。
"现代艺术"无疑为这种冲动提供了一个公然的名目。只是，由于它把自己伪装得如此精巧，以至于那些个为"现代艺术"捧场的包括相关官员在内的各类看客们怀着对现代艺术的崇拜来到现代艺术的展览厅挨现代艺术的骂，也浑然不觉甚且沾沾自喜。这就不能不让人敬佩那些现代艺术的作者的"狡狯"了。
以《叙事中国》作为标题的"成都双年展"开幕已经有些日子了。据说，对于这次双年展，策展人贾方舟指着身后的一幅作品说，"我们拒绝大头娃娃，反讽要被正剧代替了。就像冯小刚的喜剧要被《集结号》代替了一样。"
作为成都市的一张"文化名片"，加之被赋予了"叙事"的任务，双年展把自己宣称为"正剧"，是顺理成章的事。在展出的作品中，的确也有许多可以说得上是"正剧"的作品，比如：为纪念汶川大地震而制作的印有死难者肖像的墙体、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而创作的画面为红彤彤的天安门城楼以及领袖们的形象的大型油画等等。尽管这些作品就像《庄子》里那位养猴人"狙公"所许诺的"早上四个果子"、其实空洞无物且装腔作势，也足以让分管文化的上级部门的领导们"皆喜"了。
然而，隐藏在"早上给四个果子"的后面的，是那"晚上给三个果子"；隐藏在"正剧"的后面的，未尝没有"反讽"。
一幅似乎名叫"最后的晚餐"的油画作品巧妙地借用了基督教故事"最后的晚餐"中的经典场景。当然，这个场景的含义被置换了。画面的中心站着一个穿干部装的貌似"耶稣"的家伙正安抚着长桌后坐了一排的沉湎于饮酒享乐的"门徒"们。红色的背景似乎影射着什么。显然，绘画的主题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穿干部装的"耶稣"正面临着他的门徒的背叛。至于而这场"盛宴"是不是"最后的"，就不得而知了。
一件名为"官商学工农"的作品是由五个代表着官、商、学、工、农五个社会阶层的人像组成的。尽管这五个阶层的排序几乎与传统的排序正好倒了一个个儿，但这五张脸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一律被投映上了五星红旗上的一颗五星，远远看去，似乎这五张脸的差别看起来不是那么大。这幅画难免不让人联想起去年的奥运会，尽管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人是傲慢的压迫者和剥削者、而另一些人是痛苦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但奥运会似乎暂时性的把他们魔术般地变成了一种身份———"爱国主义者"。不过魔术终归是魔术，奥运一过，前者依旧变本加厉地压迫和剥削着后者。就像五星红旗一旦从画中人的面前拿开，他们各自的身份，依旧是那么鲜明夺目地写在各自的脸上一样。
一件作品是几面如镜面般映得出人影的金属板挂了一排，金属板上贴着"性工作者"们被"扫黄"的场景。这件作品巧妙的让我们每个看客都从"扫黄"的场景中看得见自己的形象。这件作品似乎在对每一个看客发出了无声的谴责———"你就是嫖客"！
在这场展览中，我看见的并不是策展人所宣称的"反讽要被正剧代替了"。相反，我看见的是"正剧"和"反讽"的并置，并且，正因为这样的并置，无形中营造了这样一种语境：但凡是被宣称为"正剧"的、"宏大叙事"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地虚伪、空洞与可笑。不过，也由于这样的并置，在一般看客的眼里，似乎"正剧"和"反讽"的界限模糊了。以至于"正剧"看起来倒像是"反讽"，而"反讽"看起来到更像是"正剧"了。就这样，成都向世人展示出一张充满了自我矛盾的"文化名片"，这张"名片"似乎向世人这样地自我介绍着："我是一名前卫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策展人贾方舟在展览序言里说:"'叙事中国'侧重的一定是'人民伦理的大叙事',而非'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宏大叙事'。"无疑，我们天天都生活在一个"宏大叙事"中，我们无时无刻不被"宏大叙事"不由分说地、粗暴地言说着。只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那无时无刻不压迫者我们的神经的"宏大叙事"的"鼻梁"上，画上一块小小的白色的"豆腐方"呢？
在这"正剧"与"反讽"的交替叙事中，倒是有一位作者的作品似乎全然置身于叙事的局外、因而显得特别地不协调。一位名叫秦天柱的花鸟画家依然鼓捣着他那经典意义上的花鸟画，在这个"叙事"的"合唱队里"，他固执地拒绝着"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从蔬菜公司走出来的画家更像是成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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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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