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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民企迎国资能否破解矿难乱局
Tue, 01 Sep 2009 15:31:00 +0800
一场轰轰烈烈的煤矿兼并重组正在山西进入高潮。据称，通过这一轮"中国规模最大的企业重组行动"，"煤老板在山西将成为历史"。（据央视等媒体报道）
不少人就此猜想，像黑色记忆般的山西矿难就算无法"永别"，也该大幅度减少了。就事实论，山西多矿难，而问题又多出在小煤矿、煤老板身上，难怪有人感觉"还是国有大矿靠得住"。更有人认为，利用国有大矿资金和技术优势及其博弈能力，还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和官员腐败现象。
这些说法看似不无道理，却难免让人困惑：既然国有大矿好处多多，以前为什么要改制让民营资本进入？这样说来，其他领域是否也该尽快"国进民退"，一统江湖？不得不说，这些问题涉及国企和民营资本的� �用及其定位，远比企业重组的事情本身严重而复杂得多。
大致可以这么讲，以往国企改制主要为了解决效率问题，现在"国进民退"则更多重视公平问题。以往山西坐拥矿山，却无法发挥更大效益；而民营资本进入后，效率和效益都提高了，种种社会问题却也随之而来。"带血的煤矿"这句话，道尽了山西煤矿产业的辛酸和沧桑。还要看到，以往山西是有煤"没市场"，但在资源紧缺大背景下这个问题已不难破解，故而相对集中的产业模式目前似乎对经济发展更为有利。正因如此，改变似乎已是势所难免。
可这样的话，还得追问一句：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小煤矿矿难不已，问题丛生？人们尽可以把矿难、污染归咎于煤老板见利忘义，搞得舆论怨声载道，以至于现在都没什么人替他们说话。但别忘了，企业可以分国有、民营，� 本的作用却没什么本质不同。如果我们承认，不想赚钱的企业肯定不是一家好企业，或者说赚钱的同时不丢掉社会责任的企业才算得上一家好企业，那么，怎样才能促使企业符合市场的道德原则呢？
我想不管怎么讲，市场监管无疑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相应法规和政府监督行之有效的话，"坏"的企业会不断被清除出市场，或者得到相应的惩罚。反之，当一个行业"害群之马"成群出现，就不能不反思市场监管是否失去必要的约束力了。近些年来山西矿难不断，一再关停小煤矿也难以遏制，这就说明，即便煤老板集体道德沦陷，当地煤矿产业的整个监管体系无疑也存在着很大漏洞。
在这情况下，采取"卸磨杀驴"的办法兼并大部分小煤矿，当地煤矿产业的秩序重建恐怕仍然是一个待解谜题。采取兼并重组、"国进民退" ��模式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矿难、污染、腐败等问题，至少目前也还不能抱过分乐观的态度。这且不说，以政府为主导的这样大规模的"国进民退"还可能形成模仿效应，从而挤压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而实际上，山西煤矿的重组模式自有其特殊性（煤矿属于资源性产业），就算当地搞成功了，恐怕也不能简单成为其他地方仿效的样本。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地上千个矿被整合后，巨量民营资本何去何从成了关注焦点。有地方煤监局官员忧心忡忡地表示："这些资金大概有几百上千亿，汇集到任何一个行业，都将是一场灾难。"这话听起来好像民营资本就一定是黑色的，而钱落在国企那里就一定是红色的。民营资本被"妖魔化"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这么说绝非为煤老板叫屈——该群体有必要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及灰色操� �承担后果，只是想提醒一点：这轮煤矿资本重组的背后，其实就是对国企和民营资本的"价值重估"；而个中一些问题已超出资本的运作形态，不能以企业的具体表现来衡量之。说得更明白一些，把矿难和煤老板直接挂钩，却不考虑当地煤矿产业的整体问题，很容易陷入"驱民企、迎国资"的简单思维。
所以，对于这场大规模企业兼并重组，个人看法可谓喜忧参半，甚至忧大于喜。倘若兼并重组有利于解决矿难等问题，这将是所有煤矿从业人员之福；如果这么做仅仅是国有大矿得利，或者说问题并不尽在于资本的归属，民营资本则可能白白成为这轮改革的牺牲品。
2009年8月30日
"门阀政治"版图上的一道裂痕
Tue, 01 Sep 2009 11:42:00 +0800
日本第45届国会众议院选举最终结果于31日凌晨揭晓，最大在野党民主党获得众议院全部480个议席中的308席，而执政的自民党仅获得119席。这意味着日本战后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已被颠覆，由民主党党魁鸠山由纪夫担任首相的新政权本月被即将诞生。
这次选举之所以广受关注的理由正在于此，一般认为，它将开创日本未来两党政治的全新局面。鸠山由纪夫本人也在获胜感言中称，这是本国宪政史上的第一次。我们中国人关心这次日本众议院选举，还因为未来的民主党政府对日本的自我定位以及它的对外关系可能出现的改变，特别是它将如何处理靖国神社等涉及中日关系的敏感历史问题。
不过，在民主党的所有竞选理念和策略中，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它明确提出的"反对世袭政治"的响亮口号。
这里需要简单解释一下，日本的所谓"世袭政治"并非像长久以来存在于英国上院的由贵族担任世袭议员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世袭制度。事实上，日本的两院议员全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只是日本无论是政府重要阁僚还是政党派别领袖的位置，多年来一直被全国几个重要的政治世家把持着，形成了一种"民选的世袭政客"的奇怪形态。用更加准确的概念来形容，这是一种门阀政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誓旦旦宣称要终结"世袭政治"的鸠山由纪夫本人有着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自民党首相的显赫的家族背景：他的曾祖父鸠山和夫曾任众院议长，祖父鸠山一郎曾任首相，父亲鸠山威一郎曾任外相，胞弟鸠山邦夫还是麻生政府的总务大臣，不久前刚刚辞职。实际上，鸠山由纪夫连同之前因秘书卷入献金丑闻而辞职的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本身都出身自民党。而从鸠山62岁的人生经历来看，他也是一个典型的精英。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鸠山所反对的门阀政治的现代源头，其实与他及他这次的竞选对手麻生太朗的先人均大有干系。撇开战前的历史不论，现代日本政坛上的"世袭制"，可以说肇始于54年前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而奠定的"1955年体制"，而当时自由党和民主党的领袖分别正是麻生太朗的外祖父吉田茂和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郎。
对于身处非民主社会内对"人民当家作主"怀抱无限期待的人们来说，民主国家内的这种牢固的门阀政治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他们一般会用一句"这是假民主（或不完善的民主）"的评价来将这个其实相当复杂的问题轻描淡写地打发掉。我个人从对历史的粗浅研究中得到的启发是：在凡未经历过疾风骤雨式的暴力革命而由前现代社会温和改良而成的现代民主社会中，门阀政治或世袭政治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在西方，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是最典型的例子，虽然贵族政治正在那里迅速衰微；在亚洲，最大也最稳定的两个民主国家日本和印度都是门阀世家统治的经典案例。
造就这种门阀政治版图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在一个社会的上层政治体制发生巨大变化而下层社会结构并未根本动摇的条件下，最有可能成为代议制民主中的"民意代表"的人，一定是那些掌握了最多资源的人。这里所说的资源，不仅是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无形资源。当日本从封建幕府转向民主宪政以后，过去的那些未被革命所"打倒"的大名、财阀、重臣（及其代理人）自然而然地变身为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党派首脑和议员。同样，当印度从英国统治者那里获得独立以后，以往的那些氏族首领、地方精英、外国买办也顺理成章地取代英国主人，成为民主共和国下印度新的政治显贵。而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印度，昔日只有这些豪门世家子弟才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特别是西式政治� �法律文化教育），因而，拥有比较高的道德感召力和比较良好的行政能力的政治家大多也只可能出自他们之中。套用一句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在没有经过暴力革命的社会里，过去那些依靠专制统治占据强势地位的"剥削阶级"是最容易转变成为新社会制度下的政党领袖或民选代表的。
在我看来，门阀政治是有其巨大积极意义的，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因为它可以最高效地组织和整合社会资源，同时避免新兴民主社会在转型期几乎不可避免的滔天的民粹巨浪，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策的全局性、前瞻性和延续性。我们已经看到，日本和印度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今日泰国和台湾这样混乱无序的政治角斗场面。这里有必要顺便提一下，以印度这样一个民族、宗教如此复杂多元、经济如此不发达、教育水平如此低下的国家，能够达到今天的这样的宪政水平，已是殊为不易。这与印度的政治精英长期接受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政治文明和法治教育的熏陶是分不开的。若以西方民主教科书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个人一直认为，同属非西方世界，印度的民主制度建设要更成功于日本。
然而，门阀政治毕竟是一种很不理想的扭曲的民主制度。虽然现代社会不可能实现古代雅典人的那种理想化的直接民主，而只能采取代议制形式，但民意代表（议员）的产生应当是尽可能广泛地吸纳和代表了全社会每个层面和角落的民意。我曾经在日本亲眼目睹过地方议员如何不辞辛劳地走街串巷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热心听取选民意见的场景，我也相信，一个豪门出身的从未种过田的律师（假如他是个有道德使命的人的话）或许比一个农民更有能力制定出好的农业政策，但我决不相信，这个律师能够对他所代表的农民群体的切身关怀感同身受。政治是一门高度人性化的学问，是需要投入感情的。
遗憾的是，日本的门阀政治非但没有随着历史变迁和经济发展而逐渐弱化（如同英国那样），反而呈现出日益强化和僵化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非"世袭议员"的政治家已越来越难当上内阁或国会要员的职位——1994年之后的自民党籍首相：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小泉、安倍、福田、麻生都是世袭出身。本次选举前自民党所属众院303名议员中，有107人为世袭议员；麻生首相的17名内阁成员中，有11名"太子党"。而且，随着门阀统治历史的延续，新的"世袭政治家"在个人操守、执政能力及能耐力、抗压力这些对政治家来说异常重要的品格等各方面，都比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大大地退步了。这引发了日本社会越来越强烈的不满。
身为"世袭"的鸠山由纪夫向"世袭政治"宣战，正是基于这种人心思变的社会基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多少头脑冷静的日本人会对此抱有太强的信心。因为门阀政治除了有深厚的传统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利益。当年的"怪人"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曾因致力于经济改革而大受选民追捧，但他的改革一到深处，就受到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的强有力阻击。小泉任内除了通过一个邮政私有化法案和因支持率的需要而使日本与东亚邻国关系紧张外，几无其他拿得上台面的真实成果。如今鸠山由纪夫要着手的这场"自我革命"，又能燃起人们多少希望呢？更多的日本人其实是抱着"变一下反正也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心态，才把选票投给只有十几年历史的民主党的。
当然，从这次选举中一个个如雷贯耳的议员、阁僚的苍老名字被一张张俊男靓女的新鲜面孔所取代，从这次将近70%的创记录的高投票率，尤其是从过去素以对政治冷漠著称的日本年轻人踊跃投票的情形来看，变化毕竟还是有的。客观地说，门阀政治在日本的真正终结也许还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本次选举只是在多年来铁板一块的政治版图上撕开了一道裂缝，未来取决于日本政治运作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既理性有序、又能够自由流动的民意代表产生机制。
时代终究是要变的。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周前，当美国广受尊敬的民主党资深参议院爱德华兹·肯尼迪离世的消息传出，许多人怀着复杂的心情感叹美国现代政治史上显赫一时的肯尼迪家族的凋零。爱德华兹·肯尼迪的葬礼，恰好在日本众议院选举前一天，想必在那一刻，自民党内那些预感自己将要落选的大佬们内心深处会备感苍凉。
对于我们这里的读者来说，最迫切的是要从门阀政治的兴衰当中认识到一个道理：民主政治的基础的确是普遍民意，但政治的改进是需要很多社会资源的，如何让一盘散沙似的单个民意真正影响到决策，最重要的枢纽在于形成一个有效而又稳定的组织方式。在那些经历过翻天覆地的暴力革命的社会中，旧有的贵族、世家、乡绅、财阀及知识精英所凝聚而成的社会结构被一扫而尽，新的社会中因而缺乏有效组织和整合民意的机制。在我看来，这就是革命后的很多社会不是重归恐怖专制就是陷入民粹撕裂，其现代化反而不如改良社会来得顺利的根源。今天再回头审视，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之间并不存在简单同构的对应关系，建设现代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许多资源，正蕴藏在前现代的社会结构之中。
写于2009年8月31日，发表于2009年9月1日《南方都市报》，见报有删节
美元称霸全球 中国应有对策
Tue, 01 Sep 2009 10:19:00 +0800
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军将不惜代价，不择手段，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中国强大，中国韬光养晦并不能消弭美国称霸，中国强调自己不称霸，却没有想到长远来说，也要承担起不容许别人横行霸道的责任。站在今天的世界位置上，中国已经无法回避可能遭遇的霸道霸权，中国唯一能选择的，就是要发展硬实力。
美国模式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起码告诫全世界三个定势，一是美元将不断走低贬值的趋势；二是美元霸权以至美国霸权受到挑战和逐步削弱的趋势；三是虽然终结美元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但过程并不如中国一些金融、经济学者描述的那么美好，会经过一场不流血的「货币战争」后，若干年实现世界统一的货币。未来的趋势是美国并不愿意轻易放弃数十年独霸国际货币市场的事实，将以美军霸权捍卫美元霸权，会有超越货币战争的热战，极可能是局部甚至蔓延全域的大战。这样的趋势，在我们合着的《终结美元》一书中都有较详细的论述。但中国社会对前两个趋势都看得比较清楚，却很少有人对美国军事霸权全力支撑美元霸权的趋势有较清晰的认识。
美国强力维护美元霸主地位
从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美国模式是以不断印制美元支撑消费的模式，这样的模式是美国消费，全球买单；这样的模式是毁灭性的创造，而非创造性毁灭的模式，因为美国转移了制造业，既没有储蓄，也没有生产，留下的只是消费和借贷；美国模式也颠覆了对服务业的认识，服务业虽能赚钱，但不创造财富。金融危机就是美国这样的模式走到尽头的表现形式，数十年来，美国的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了。
这样的美国模式缔造了美国式的霸权，以美元霸权作为基础，成为其核心利益，将美元捆绑全球经济，获取全球利益的事实，这些都在《终结美元》一书中详尽叙述。美国鼓吹全球化，用美元购买他国的廉价产品，又用债券将美元赎回来，再提高自己的购买力，周而复始，小日子过得美满。美国生产美元货币，换取他国生产的实物，满足美国人的消费欲望。我们不断可以看到美国货架上摆满琳琅满目的商品，美国人刷卡消费享受，生活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中的画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人及亚洲其它国家为了赚取微薄的美元利润，成为流水在线的奴隶，成为污染环境、大量消耗资源的罪魁祸首的惨况。
数十年来，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美国背信弃义，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还是为美元霸权创造了条件。至今，让美国模式不合理但可以存在，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创造了容忍度，但即使这样的货币体系还是有条件的，是长期以来建立在美国是一个超级工业大国并不断创造财富，和它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基础上的。遗憾的是，现在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了，美国的信誉破产，霸权受到挑战成为自然。
这样的事实客观存在，并不等于美国会就此束手就擒。毫无疑问，美国霸权由美元霸权和美军霸权两个部分组成。美元霸权是美军霸权的充分条件，美军霸权是美元霸权的必要条件，两者结合，共同维系美国的核心利益。路透社指出，美国2009年军费为5150亿美元，占了全世界军费开支的近半壁江山。占到美国财政开支的17.3%，装备起一支力量远超出守卫本土的国民军，有足足领先盟军10年的军事力量，战力可轻易到达世界各地。而中国国务院提请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2008年中国国防费预算为4177.69亿元，大概约合572.29亿美元，仅占当年的财政开支的6.3%。
无论哪一个国家侵犯了美元霸权，或者挑战美元，对美国犯下的就是滔天大罪，美国必定行使美军霸权给予教训，甚至将其歼灭于萌芽之中。2000年，美国军事力量长驱直入科索沃，这一年正是欧元诞生元年．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执政期间，将石油销售的美元改为欧元计价，公然挑战美元霸权。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为借口，出兵伊拉克，灭了萨达姆政权，捍卫的是美元霸权。「二战」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局部战争都直接和间接地与美国、美元相关。
中国必须发展硬实力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除美国之外的美元最大「股东」，也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即使遭遇金融危机，中国也认为，救美元也就是救自己，仍然不断提高购买美国国债的能力。但我们丝毫看不到美国对中国心生感激，却只见美国不断释放对中国的不放心甚至不高兴。
今年初，美国中情局开出今年的美国十大安全威胁名单，中国赫然与伊朗、朝鲜等国一同名列其中，排名第九。中情局指，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不但具军事威胁，经济的影响力更是巨大。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看作是心腹之患，认作威胁。
在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建立国际超主权货币」的提议前后，美国「无瑕」号监测船闯入中国海南岛西南海域120公里处，与五艘中国船只对峙。虽然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会晤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双方同意纾缓紧张气氛，努力避免同类事情再次发生，但双方的承诺余音未了，美国又再出动科考船进入南海这一敏感区域。而与此同时，对南沙群岛全部或部分声称拥有主权的国家如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都不寻常的有所动作。新华社引述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负责人说，周边国家非法进入南海中国管辖海域内从事侵渔活动的渔船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船只频频出入该海域，而且不顾刚刚发生过磨擦，其真实意图不能不令人生疑。
印度某新闻网站记者日前就中国建造航母的传闻，专访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杰森．维杜戈。在专访中，维杜戈透露美国可能将向由美日澳印四国组成的「四方倡议」集团免费提供「小鹰」号航母，以增强该组织围堵中国海军实力扩张的能力。更为耸人听闻的是，尼泊尔前总理普拉昌达日前透露，美印两国曾计划以尼泊尔为基地，连手袭击中国。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看上去更需要中国携手抗击金融危机、更需要中国协助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新秩序的今天。
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军将不惜代价，不择手段，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中国的金融、经济专家们还停留在美国人创立的理论逻辑中著书立说，缺少战略思维，只停留在金融货币的技术性思考，没有国家政治的战略眼光；缺少对美国霸权的本质认识，幻想美国可以按国际规则和常理漫步；缺少判断事物发展的基本价值，因为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中国强大，中国韬光养晦并不能消弭美国称霸，中国强调自己不称霸，却没有想到长远来说，也要承担起不容许别人横行霸道的责任，自己不称霸也应该有绝不被人欺负的勇气。站在今天的世界位置上，中国已经无法回避可能遭遇的霸道霸权，中国唯一能选择的，就是要发展硬实力。 （香港文汇报）
我的前同事\朋友刘原的辞职感言
Mon, 31 Aug 2009 23:31:00 +0800
《南国早报》副总编刘原被撤感言
八月，一场马不停蹄的别离
10年前的夏天，我离开了这张报纸。10年后的这个夏天，我再一次，离开了这张报纸。
在一个小时前的会议上，正式文件下来了。宣读完毕后，我说了几句临别感言。我说：我两进两出，此生与这张报纸的缘分已尽，但我依然非常感激这张报纸。它曾两次改变过我的人生航向，一次是11年前，它让我从小镇的水电站走到省城，开始了我的新闻生涯，还有一次是两年前，它让我从京城回到故乡。我毫无怨言地接受一切处罚，承担一切的责任。我真诚地祝愿我的同事们，现在是前同事了，继续把这张报纸办好，在坚持新闻理想和报人良知的同时，也要注意规避风险。
我说，就这个事情而言，我于自己的良心没有亏欠。我是干净的，坦荡的。
谢谢所有的同事们。
此刻的我，没有怨怼，只有感恩。我已经中年了，我理应有这样的胸襟。况且，在许多人看来非常重要的东西，于我来说从来就不是命根子。我一直相信，已经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你此生必须经历的，所有的怨怼都没有意义。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很轻松。更何况，我多年前在南都的时候，先后有四位管过我的老总先后被撤职，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凡是从南方报业出来的人，心态都会和我一样淡定。
人生是一场旅行，能够看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面孔，就是一种幸福。
谢谢幼齿。
8月8日那天清晨，我匆匆出门，去参加紧急会议。幼齿忧心忡忡地送我出门，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回转身，和她拥抱了一下。我笑着说，没什么的，最坏的结果就是砸个饭碗而已，我们有手有脚，勤快，饿不死的。
这段时间，幼齿对我没有任何的唠叨和抱怨，一直支持我。这才像我的妻子，陪我漂泊过万里的妻子。
需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
谢谢我的精神教父、兄长程益中，每次想起他，就会觉得一切都不算什么。当我需要内心的安宁时，就会和老程在MSN上聊几句。他一直在给予我力量。几天前，他跟我说：在现今的中国，已经没有人能在故乡生存。我于是豁然了。
谢谢我的前领导龚晓跃。前天和昨天夜晚，他两次电话我邀请我去长沙散心。他写的那篇博客深入了我的内心：我们这一行没有故乡，只有日复一日的伤，只能没完没了地在路上。
谢谢南京的徐台、钱主任、张总、周敏、老克这段时间对我的关心。待菊黄蟹肥，我一定要与你们再度在民国的月光下谋醉。
谢谢我的前东家南方报业的关怀。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关注着每个从这个大院里走出去的人。不管以后走到哪里，广州大道中289号都是我心目中的精神故乡。这一次，我没给南方报业丢脸，我担当了我所能担当的。谢谢老兄弟们的问候和邀请。
谢谢所有给我短信和留言问候的朋友。我上不了推特，但听阿丁说了，谢谢关军、连岳诸君。今天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MSN增加了一位新朋友宋石男。我们聊得很开心。
其实对我而言，这个事真是很小的事情，让大家都牵挂了，我很内疚。真的没什么的。2003年，我在南都，那幢楼当时是世界瞩目的焦点，经历过那些，其余的都是小浪花而已了。
我最大的收获是，在这样的时光里，得到了你们的温暖。虽然你们都知道我是个不需要安慰的人，但这样的温暖，让我很欣慰。至少说明我做人还不算失败，哈哈。
我一直很安静，很平静。这件事情没对我造成多少困扰。我惟一的伤感是，昨天晚上和幼齿在布兰卡泡吧，我忽然想起，我此生已经没有故乡了。坐过冤狱的程益中说得对，四处漂泊的龚晓跃说得对。但是当我想透彻了这点，我还是有感伤。我想起了华盛顿邮报记者写的《报人程益中》里的一段：
"但程已经受够了。他站起身来，说他并不想见到家人，他只想回牢房里去。
坐进警车，准备回看守所。此时，外边天色已暗，华灯渐次开放。车子开动起来，在路口的红灯前停了下来。透过车窗，他望向街对面的《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他看到9楼他的办公室，窗户紧闭，没有开灯。突然眼前一道光芒闪过，大楼顶上"南方都市报"5个红色的大字亮了起来。在他被关起来时，他的员工们经过努力，终于成功地将他想要的"南方都市报"招牌亮了出来。
程益中开始流泪。
没有人看见。
他意识到，虽未身死，但已永诀。
随后绿灯亮了，开往看守所的车子继续前行。"
八月真是一个适宜离别的季节。4年前的八月，我离开南方报业，去了北京，那年八月的最后一天，南方体育死了。两年前的8月29日，我的好朋友、天才画家韦尔乔去世了。
也许。别离是我们的宿命。我们的一生都在不断地相聚和别离。
关注网瘾是杞人忧天吗？轉周黎明兄鴻文一篇
Mon, 31 Aug 2009 21:51:00 +0800
关注网瘾是杞人忧天吗？
周黎明
（译自《中国日报》2009年8月21日X-Ray专栏）
小标题：关于网瘾的纷争背后，左右两派均隐藏着自己的特殊动机。
8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了一个名叫"网瘾之戒"的节目，内容是关于山东临沂一家医院用电击疗法治疗网瘾的事件。患者多半是青少年，由父母送去接受治疗，以取得所谓的"行为矫治"效果。这是一个非常深入的调查报道，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也涉及了不少专业知识。在主持人柴静的"拷问"下，主治医生杨永信变相承认他的疗法没有经过"申报"和"论证"，而他使用的仪器自从2000年以后便不再获得政府的许可。
跟大多数对本次报道留言的网友一样，我觉得电击疗法� �能治根，它所产生的只是恐惧和顺从。当然，我不是什么专家，这仅是个人直觉。根据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和英国国立健康诊疗研究所(Britis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的研究，电击疗法对于成人不会造成脑损伤。但在我看来，用于青少年，而且是强制性的，未免过于残忍。
然而，央视这篇报道带来的，除了对网瘾治疗方法的讨论，还有对网瘾本身的质疑。著名知道分子梁文道先生用大标题提出问题："网瘾是一种瘾吗？"时评人和菜头更是一针见血："这就为针对网络世界的打压提供了医学上的借口，如同古代烧死麻风病人一样，把网络上的异类从生活中驱逐出去。"
梁文道跟和菜头均为"自由派"的代言人，但他们这次的观点却有失偏颇。我非常敬重梁先生，在很多问题上也跟他看法相似，但这次，他似乎混淆了网瘾和长时间上网的区别。他说，早年"提醒自己可别变为这种脱离世界的傻蛋。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才发现互联网原来不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它就是世界。"为此，他列 ��了网上购物等活动。我想，梁先生或许从来没有进过一家内地的网吧，或许搞混了两个貌似相同的概念。举例来说，16岁男生小张每天上网10个小时（暑假嘛）。第一种情形：这10个小时中，小张花两个小时阅读网络报刊，收集相关信息，三小时写一篇文章（为此不停查阅网上辞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两小时观看视频，两小时（稍微不到一点）打游戏，剩下的时间给他母亲购买生日礼物。第二种情形：小张花八小时玩网络游戏，两小时网络聊天。
从梁先生的文章来看，他辩护的是第一种情况；在我看来，第二种情况才是网瘾。但是，你若对这两种情况的小张分别拍一组照片，你是看不出区别的。而你若跟他相处一两天，直觉会告诉你，他是否有网瘾。一般人所说的"网瘾"，不仅指上网的时间长度，更是指上网的性质。第一种情况我认为� �正常的，因为小张在网上从事好多种不同的活动，其中一些是有教育作用的；而第二种情形如果持续数月数年，我认为是不健康的，因为它排斥了人生的多样性。当然，许多网络游戏既好玩又有益处，即便是纯娱乐的，也可以训练一个人的眼手协调、反应能力、出谋划策等技能。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讨论网游的利弊，也不讨论网瘾的形成（家庭、性格等），本文的重点是究竟有没有网瘾，是不是一种社会现象。
在我看来，否认网瘾的存在，实属见了棺材也不掉泪。哈佛大学麦克琳医院网瘾研究中心的Maressa Orzack主任在2005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美国网民中，大约百分之五之十"对网络具有某种依赖"。同年，中国的调查结论是，年轻网民中，有网瘾的占百分之13.2，目前用的最多的一个数据是青少年有网瘾者达二千万人。
诚然，这些数字不是金科玉律。只要稍微改变调查的方式以及关键词的定义，这些数字就会发生变化。但网瘾是否存在，只要去任何一家网吧呆上一个星期，答案就不言自明。而对于一个少年沉迷网络的家庭来说，任何数据都是空洞的，他们面临的是慢慢丧失亲人，而对手却是虚拟世界，你没法抗争，仿佛是眼见绳索一根根断裂、亲人滑落深渊的慢镜头，那种感觉不是评论家滔滔雄辩所能掩盖的。
假设网瘾的确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是否应该关闭相关的网站？保守派人士似乎有这种倾向，他们把网络视为罪恶的 ��泉。其实，在我看来，网瘾跟其他的瘾本质上没有区别，如酗酒、赌博、购物、看连续剧、读廉价言情小说（在西方比较普遍，中国只有一个琼瑶，效果不太明显）等。这些活动本身没有害处，关键是分寸和节制。再有益的事情，没有度的话，也会变益为害。从政府的角度，你不能干涉人家酗酒，但你可以禁止酗酒者驾车，因为那样会危害他人。你不能因为购物狂可能倾家荡产而要求关闭商店，因为没有危害他人。同理，网瘾所及也限于个人和家庭，关闭网站（或者给业者制造麻烦）无异于削足适履。细究起来，每一种瘾的程度和结果都是不同的，也因人而异。西方专家对于网瘾也分两派，有些视之为购物瘾的同类，有些则认为跟赌瘾、毒瘾相仿。
由于自由派怀疑保守派利用网瘾说事，有借机压缩网络空间的嫌疑，因此，自由派评论家矫� �过正，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或者把网瘾跟正常的上网混为一谈，或者把网瘾偷梁换柱成对不恰当戒网方式的批判。和菜头在文章中，把网瘾比作文革中偷读禁书以及二三十年前性知识的传播。沿用他的类比，我并不觉得躲在衣橱里看《红楼梦》自读是不健康的，但若每天三次，那就有求医的必要了。和先生在偷换概念，把争取做某事的权力偷换成无节制做某事的权力。他所列举的所有例子，若在适度的范围内，在我看来都是健康的。但他把网瘾的概念看成"妖魔化网络的一种手段"，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成人世界和主流社会面对日益兴起和强大的网络世界无所适从，内心充满恐惧，于是这种情绪就被投射到无辜的小孩子身上，通过惩戒他们来舒缓内心的忧惧之情。"我敢断定，和菜头没有当过父母，至少他亲人中没有出现过有网瘾的孩子 ��借网瘾来谈权力，如同《好色客》出版人拉里•弗林特的招术（其名言："像我这样肮脏的东西都可以出版，才能证明美国有言论自由。"）在中国，这一招弊大于利，最终只能反过来损害网络权益。再者，疗法是错误的，并不表明那些少年没有问题，不需要帮助。若真要对此事有发言权，应该像柴静那样深入采访医生、家长、少年三方，倾听所有人的心声，而不是预先设立一个立场，然后找一堆有利的证据来佐证这个立场。保守派用这种方法来禁书、禁电影，自由派只是角度换了换，思维是相同的。
我认识一个父亲，他有一个18岁的儿子，典型的网迷，每天除了睡觉就是打游戏，其他什么都不做，用他父亲的话来说，"废了"。这个父亲有高学历，也很开明，深知那些疗法有问题，但他被夹在一心赚钱的网游业者和同样以利润为目标的� 疗者的中间，找不到出路。和菜头把杨永信的"巨大市场"归咎于父亲的"愚昧"，我觉得这种对家长的批评跟电击疗法一样残忍，他们当中很多不是愚昧，而是无助、绝望。如果治疗确实肥了杨永信们的钱袋，那么，放任自流岂不是肥了网游商的钱袋？两边都有经济利益撑腰。
自由派对网瘾的辩护充斥着精英主义，甚至潜意识中有极端达尔文主义倾向。承认网瘾者似乎在说：让这些青少年干他们喜欢干的吧，总比上街加入黑帮强，过上两三年他们会醒悟过来，一切回归正常。没错，据西方专家的观察，多数网瘾者终将摆脱这一习惯。不承认网瘾者，看到的是一派和谐景象，如同咱们的主旋律电影。
在这竞争残酷的环境里，两三年时间可以大大削减一个刚步入成年者的职场竞争力。除非是天才，他可能因为耽误了这关键的两三年，而� 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这，自然不是精英们需要关心的，两千万青年（我估计实际因网瘾而废者应远低于此）遵循达尔文理论，将自己驱逐出无情的竞争场，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很可能是，头脑清醒者更容易找工作了。这个成千上百万的群体若最终变成整天打网游、看肥皂剧的宅男宅女啃老族，无情地说，于社会无害有益——他们出让了更多的机会；他们占有更少的社会资源，不妨碍社会治安；他们变成孤独的消费者，为社会贡献了一份清净。如果给他们一个宗教或哲理的名头，说不定会成为一种时尚，羡煞旁人。唯一不安的是他们的父母。
网瘾跟其他瘾一样，属于私人事务，外人不便干涉，如果有网瘾者已成年，那么，其父母也不能强制他。所以，如果说有伤害，伤害的是他自己。我承认任何人都有这种自由，我只是觉得，这么多青年 ��施自我淘汰，是不是一件可悲的事？为了争取或保留那朝不保夕的网络知情权，任这个群体自我牺牲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网瘾者自己乐不可支，精英们像保护上网权那样保护网瘾权，看来我真是杞人忧天了。
你也可以闯荡爱丁堡艺术节
Mon, 31 Aug 2009 18:38:00 +0800
作者：newlight | 评论(1) | 标签:爱丁堡艺术节
经济观察网 每年8月举行的爱丁堡艺术节，其实有约十个艺术节同时在进行，其中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是爱丁堡边缘艺术节(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参加边缘艺术节的艺术家们来自世界各地，中国艺术家如果想跻身其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障碍。只要你对自己的演出有信心，那么不论规模大小和演出形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合适的舞台。
当然光有一个好的演出是不够的，想在爱丁堡艺术节立足，必须事先做足功课，在预算、制作和宣传上做好准备。想闯荡爱丁堡艺术家，要做好以下几个步骤：
选择场地
如果有可能，最好能在8月份到爱丁堡实地考察一下。在艺术节期间来爱丁堡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可以观摩演出，了解风格相似的演出的受欢迎程度；可以了解不同场地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可以考察场地是否符合演出需要，许多演出场地是为艺术节而临时搭建，只有这时候才有机会看到实际运作。今年北京电影学院演出的《仲夏夜之梦》是一个比较特殊� 例子，他们在几个月前就派人到演出场地，爱丁堡大学的麦克伊文大礼堂考察，并根据场地的电子地图设计动画视频。
申请场地
每年参加艺术节的团体众多，优秀的场地，不仅位置好、技术支持过硬，而且能够帮助宣传，但是它们对演出也比较挑剔。申请场地一般在每年的1－3月份进行，演出者在看中场地后，最好在申请中能提供较清楚的演出内容，以增加成功入选的机会。今年台湾的《宋江阵》节目选择了一座位置稍远的体育中心，虽然空间很大，却不可能象市中心的场地那样，有"路过顺便进来看看"的观众。
确定目标
克丽丝·安德森(Christabel Anderson)在爱丁堡边缘艺术节上负责为参演者提供服务，她总结了四种参演者类型：第一，学生或业余社团，纯为好玩；第二，成名演员或团体，以赚钱为主；第三，稍微名气的演员或团体，为了提高知名度；第四，不知名演员或团体，为了寻求突破。在来爱丁堡之前，最好先确定演出成功的目标是什么，这样既可努力的方向，也不必因为期望过高而失望。
编制预算
在爱丁堡边缘艺术节上，除了知名人物之外，绝大部分参演者都是要亏本的，所以制订一个良好的预算就格外重要。预算中应包括旅费、食宿、场租、宣传等等，在边缘艺术节组织者提供的一个范例中，一个4人演出团体演出3周的预算支出是近1万4千英镑。当然来自海外的团体还要加上额外的来回机票费用。
宣传演出
每年边缘艺术节的演出总场次� �达3万场以上，演出之间竞争激烈，平均门票的售出率只有30%，所以有效地宣传自己的演出非常关键。组织者表示，除了制作海报和传单之外，演出者最好能在一两个月前就准备好演出的新闻稿、宣传照片等，交给新闻中心，媒体的评论对演出票房有很大影响。在来自亚洲的演出中，日本的太鼓道(TAO)是宣传做得最足的。艺术节组织者还建议尽可能多安排几场演出，这样良好的评价会带来新的观众。今年苏格兰中国民乐队以及台湾艺术家庄承颖的演出都只有一场，所以尽快评价很好，但是有兴趣的观众却没机会看了。
获得签证
我特别向边缘艺术节组委会的 Barry Church-Wood 咨询了来自海外的参演者的签证问题。他表示组委会一定会努力帮助演出者获得签证。首先参演团体需要从演出场地获得一封确认信，接着组委会将会发出一份官方的欢迎信，然后参演者可以拿着这两份文件去申请艺术家签证。如果申请过程中出现问题，他们还可以帮忙向签证处说明。
今年的爱丁堡边缘艺术节上，我看到的最成功的演出是剧场节目《奥斯汀的女人们》(Austen's Women)。这个节目由英国女演员 Rebecca Vaughan 根据简·奥斯汀的小说改编，在演出中，她一人饰演简·奥斯汀以及她笔下的13个女性角色。她所属的剧团为她在市中心热门场地 Assembly Room中租了一个可坐122人的小剧场。题材的选择加上出色的演出，让这个只有一名演员的演出几乎场场爆满。在演足三周之后，收入应相当可观。在爱丁堡艺术节上受欢迎，又让她很有机会可以继续在英国做巡回演出。可以说这个演出在艺术和商业上都获得了成功。
当然对于中国艺术家们来说，还面临语言、文化上的额外困难。但是只要你对自己的演出有信心、并且准备充分，那么来爱丁堡艺术节这个大舞台上闯荡一番，并取得成功，不是天方夜谭。
原文链接：http://taohuawu.net/2009/08/29/how-to-do-a-show-at-fringe/
让少数考生承担"被改革"后果？
Mon, 31 Aug 2009 16:43:00 +0800
都说高考制度必须改革，但在怎么改的问题上，近日一则报道让人不能不面对一个事实：由于试点推进的关系，部分学生可能因此而"被改革"。
这则报道很短，说的是今年高考招生中，山东临沂师范学院投档考生中有十几名考生由于"综合素质评价低"而被退档，同时也有刚上投档线的考生因为"综合素质评价高"被录取。这是因为今年该省在两所院校开展试点，由大学教授组成专家组根据考生电子档案和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提出录取建议。这意味着，该省两年来一直停留于纸面的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录取依据的政策，首次进入了"实战"阶段。
高考招生不再惟分数录取，而采取综合考评的办法，这是当前高考改革的大方向。4月份，教育 ��考试中心官员就披露，今年共有11个省份进行新课改高考。今后的高考制度还将包括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这无疑是为破解高考的"独木桥"困境而进行制度上的尝试，其改革初衷和目标值得肯定。
问题在于，将高考"独木桥"换作"三驾马车"（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在试点推进过程中，相当于把所有考生分成了两类人：一类依旧采取老办法，一考定终身；另一小部分人除了要应付高考，还多出了两道门槛。这对于那些纳入试点的考生来讲，就有可能因此而为这一制度改革"埋单"。万一处理不慎，那些分数高过投档线却未能被录取的学生，将切身感受到另一种不公。
以临沂师范学院的试点而言，采取高考分数加综合素质评价方式进行录取，这对所有过档考生不失为更加公平的做法。毕竟，那些分数高过投档线不少的考生可能确实综合素质较低，而刚过投档线的考生也未必就比其他考试差。这相当于给了那些分数稍低而综合素质较高的学生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对于学校来讲，这也是招到较好生源的一种手段。
话说回来，那些分数高而综合素质评价得了"差评"的考生难免有此一问：别处都是凭分数录取，为什么到了你们这里就不行了？换句话说，这样可能造成在相对公平的背景下，对少数人产生局部的不公正。
这就提醒试点地区和院校应当就此制定相关配套措施：其一，试点院校需要提前告知考生该校的录取方式，给予考生知情权和选择权，这样考生才不会因此产生不满情� �；其二，试点地区有必要对这部分考生启动相应善后措施，比如采取办法保障那些被退档考生仍然可以获得（优先）安排或再次报考其他院校。
之所以应当作出这样的安排，在于高考招生（试点）改革并非同等地面对所有考生，严格来说也就不是一种制度上的"一视同仁"；因此，有必要防止这一局部性的政策损害了少数人的利益。
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分考生也是在配合教育部门摸索高招改革的可行性路径，所以也没有理由为了追求高考的更大公平，而仅仅要求这部分考生成为改革的"牺牲品"。否则的话，无疑有悖于现代社会保障多数人利益的同时尽量不损害少数人利益的公平原则。更何况，这样一来也有利于保障高招试点工作的稳步推进。
2009年8月31日
罗生门？
Mon, 31 Aug 2009 16:01:00 +0800
作者：闾丘露薇 | 评论(26) | 标签:罗生门, 台湾, 达赖, 民进党, 陈菊, 马英九, 南方朔, 灾民, 听奥
到底谁邀请达赖,就连旗帜鲜明的绿营媒体也用了罗生门这个標题,自由时报报导,民进党立委邱议莹表示，达赖早在8月12日就写信给马英九，表达对灾民的关心之意，並表示愿意到台湾为灾民祈福，是达赖方面主动联繫要求来台，绿营县市首长才联名写了邀请函﹔不过达赖方面说法却大不相同，达赖办公室表示，是收到了绿营七县市首长文情並茂的邀请函，被大受感动，才决定来台祈福办法会，两造说法完全相反。
而中央社报导,一名不愿透露名字的西藏流亡人士告诉中央社，对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否应邀前往台湾，达赖办公室內部曾有正反两面的意见，甚至一度传出有意婉拒邀请。
反对者认为，如果贸然前往，可能捲入台湾朝野政局的斗爭，影响达赖喇嘛与台湾一向友好的关係，也会加深北京对达赖喇嘛的猜疑，不利日后藏中恢復会谈的可能性。
但支持者认为，有流亡藏人旅居的台湾，也有不少藏传佛教信徒和达赖喇嘛的拥护者，而且灾民提出了邀访请求，达赖喇嘛也觉得自己是宗教领袖，有必要前往，不应考量政治因素，有去的必要。
这名匿名人士表示，达赖喇嘛办公室內部会商的结果，决定了三不原则，即不激怒北京、不为难马英九、不受任何政治操弄，並將此行访台定调为安抚灾民和超度亡灵。
儘管这名人士说,达赖方面希望能够静静的来,静静的走,但是既然决定踏上台湾这块土地,就註定不可能平静.从昨天晚上抵达台北,到南下高雄,一路呛声不断,自然也是台湾媒体不会错过的头条新闻.儘管达赖临时取消了记者会,一个原因是避免正面碰撞敏感话题.但是既然行程公开,当然无法迴避紧追不放的台湾媒体,会被问到带有政治涵义的问题.而事实上,对於两岸关係,达赖就没有避而不谈,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记者会,都不影响他的曝光率.
国民党的表態意料之中,倒是民进党的那些大佬们的態度更值得观察,吕秀莲第一个表示不会和达赖见面,谢长廷和苏贞� 虽然没有表示反对邀请,但是摆出一种观望的姿態,而最新报导,蔡英文会在自然的情况下，与达赖会面.
陈菊这次是为自己加分还是引发一场围绕自己的政治风暴,说实话,看台湾媒体的报导也好,分析也好,很难判断,因为台湾的媒体原本就立场鲜明,在这样的前提下,做为读者或著观眾,不知道报导有多少的偏向性,分析有多少的导向性,因为如果看看一些台湾民眾的相关博客,感受就会和看主流媒体很不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做出准確判断很难.
儘管这样,还是要摘录南方朔今天在"明报"专栏上的的一段话,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但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可以相信不存在为谁的利益说话的问题.
"这次「八八水灾」，由於马刘政府顢頇无能，而且自大的低估了灾情，遂在一开始时拒绝了美国的援助，这等於他们坐实了民进� 说他们「亲中」「卖台」的罪名。而我们都知道，马英九在灵魂深处即有着严重的「恐绿症」——他不会，不能也不愿公开说自己「是」什么，而只会说自己「不是」什么，这是一种让自己永远站到「安全」位置上的政客做法，2007 年台湾大选在即，我承蒙吴伯雄先生好意，应邀到国民党中常会演讲，当时我就引用了哈佛教授尤瑞（William Ury）在《说不的力量》这本书的观点，指出不敢说出自己主张，只是忽蓝忽绿企图面面討好的人，最后一定討不到好，只会被人看破手脚，在大家的鄙视下全输。
正因马的「恐绿症」，这次「八八水灾」，大陆方面一头热，既送组合屋，又表示要派直升机。这是光明正大的善意，但马政府却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北京送善意，这次送错了对象。
除此之外，台湾目前政权虽在马英九手上，但在政治议题上，真正的主导权则仍在民进党手中。民进党南部县市长深知马在怕什么，遂以替灾民祈福为理由，邀请达赖访台。台湾自己佛教大师及道教大庙极多，而且都参与了救灾，马若没有恐绿症，大可堂堂正正拒绝，但他怎么敢，反而认为达赖前来，可以证明他不怕中共。
问题是他既同意达赖来，又急急忙忙派密使赴北京说明� �又花尽心思希望达赖別开记者会，也拜託国民党大官不要和达赖见面，要想各方面都討好，最后搞得自己灰头土脸。幸而达赖是个智慧长者，不想惹事，主动取消了记者会。但纵使如此，达赖到台湾，都是民进党要人相陪，要算「功劳」，民进党已拿光了。台湾百姓看在眼里，对马政府还会有什么信心；北京在「八八水灾」问题上，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他们在对台政策上又怎会不上当学乖呢？马政府在达赖问题上没事惹事，把自己搞得里外不是人，这是拙劣但却自以为聪明的权术，肯定使得达赖访台事件会成为马政府的另一灾！"
至於台湾媒体今天热炒九月五號听奥会大陆不参加开幕式,是因为达赖的问题北京表示以此表示不满,倒是觉得,或许真是巧合,因为想想之前中国队技术性缺席世运会开幕式,这次,只不过是按照惯例而已.况且,� 手观音还要参加开幕式的演出.
既然当事人不明说是巧合还是刻意,到让各方有了各取所需的詮释空间,或许还能產生旁敲侧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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