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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佩洛西的职责和人权议题
Sun, 31 May 2009 12:57:00 +0800
作者：一娴 | 评论(10) | 标签:洛佩西, 环保, 人权
被称为西方人权领袖的著名"刺玫瑰"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中国。来之前，有人欢喜有人愁，走之时，依旧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不过是掉了个儿了。
行前佩洛西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这次去中国的目标是在气候变化、能源以及与经济有关的议题上和中国政府进行会谈。这是放出一种风声，另一种风声是在行程中放出的，强调是谈了人权。谈当然是谈了，不过没有重点谈反复谈，而且谈的范围比较广泛。佩洛西微笑地说了，主要是谈环境合作问题，又补充说，环保也是人权议题之一。如果从某个角度细究，不能说她说得没道理，如此生发开来，经济也可以是人权议题之一，文化也可以是人权议题之一，诸如此类等等。
说到底，佩洛西是以联邦众� �院议长身份访华，不是以"人权领袖"的身份访华。就像19年前她是以议员的身份在敏感地方展开敏感条幅一样。不过此时此人不同于彼时彼人。类似的还有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访华时的表现，做国务卿就做国务卿该做的事情，不做议员做的事情。佩洛西也是这样，按时下流行的话说，这才专业。至于她回到美国以后继续关注人权问题，那也很正常，不这样也就不是南希佩洛西了。
佩洛西阔别19年后重访中国，历经7天，走访北京上海，肯定感触良多，但是这朵刺玫瑰显得很有城府，专心履行职责。有种说法是佩洛西为中国的钱而来的，另一种说法比较婉转，说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来，表达方式不同，意思都是一样。国与国之间，确实是利益的考量优先，美国现在困难重重，佩洛西不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她的国家她的选民？
又譬 ��，到邻居家做客，商量如何修缮门口那条合用的道路，总不能一坐下来就指责邻居这不好那不好吧，气氛不友好，如何谈合作？佩洛西就深谙做客之道，全程举止优雅，笑靥如花——如玫瑰花，刺儿打包留在美国。
佩洛西是懂得如何履行职责的，作为联邦众议院议长，她尽力做访华行程中应该做的事情，完成她的使命。至于有人欢喜有人愁，是佩洛西两种身份的交集产生的必然效果。其实，喜也好愁也好，一方面，与其捏着一把汗担心别人说三道四，不如自己努力改进；另一方面，与其殷殷期待别人会无私帮助，不如自己努力争取。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Sun, 31 May 2009 11:03:00 +0800
作者：drunkpiano | 评论(7) | 标签:电影书评音乐, 讲政治-中国
新周刊专栏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 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某政敌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 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胡佳陈光诚邓玉娇等人家门口以及报纸杂志和"各大网站"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 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一分钟。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 ��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自由与秩序，天然的和谐？
Sun, 31 May 2009 10:59:00 +0800
——与梁文道兄商榷
自由与秩序这可是人类的终极课题，要全面论述这个问题超乎本人能力之外，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有感而发，随便聊聊，大家随便看看。
起因又是成龙的"被管论"，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我却几乎一声不吭。为什么呢？因为成龙大哥的言论没啥技术含量，就像他说国产电视机会爆炸一样，大可一笑了之。一个月过去了，意犹未尽的梁文道兄写了一篇《自由与秩序：虚构的天平》，文道兄的言论一向有技术含量，所以我忍不住吭几声。
不少回复说文道"这篇文章理清了"云云。理清了什么？在我看来文道兄深得自然法学派的精髓，他的逻辑时常是这样：1、将历史进程抛开，不顾历史文化背景；2、将公权力抛开，而把社团模式� 他喜欢参加民间社团组织）套用在一切领域，整体与局部不分；3、任意抽取一个已经拥有良好秩序、自由的国家和地区的局部事例，来得出秩序不拥有基础性地位的结论，前提和结论倒置。而且我觉得他举的例子也有问题。不好意思，本人略为偏向历史法学派。
文道的文章由小事说起，见微知著，因此我也尽量把问题往小里说，尽量少地讲道理，尽量以事例说话。
一、由香港交通状况谈起
香港的交通状况不错，"答案也许就在它没有管得太细……来自大家常年自由互动，渐渐摸索出了能让人人得益的规则。"是这样吗？我没去过香港，建议文道兄把香港所有的交通法规拿出来和内地的比较一下，看看谁的规定比较细。
随便说一些香港交通管理规定：在60多个路口装� 了摄影机系统加以监控；酒后驾驶一经定罪，无论有无造成意外，最高可判罚款2万港元和入狱3年；禁止驾车时使用手提电讯设备；把有关安全带的规定扩展至公共小型巴士的乘客座椅；禁止私家车使用有色玻璃，必须使用运输署认可的安全材料，符合政府对透光率的要求，不符合以上标准即属违法，车主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万港元和监禁6个月；强制规定所有车辆在夜间或能见度低的情况下亮起车头灯……够了。互动在管理中永远都有，但单靠司机、行人之间的"互动"就能达到"礼让"、"自觉"了吗？
大概文道兄是把"管得细"与"傻、大、黑、粗"式的管理方式画上等号了。恰恰相反，真正好的、管得细的管理是静悄悄进行的，让你几乎感觉不到，而一旦发生意外又能立即得到有效处理的管理；而那种拿大喇叭喊话，贴� 语，指手画脚的管理恰恰是粗糙、粗暴、"管得不细"的管理。所有发达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都非常细，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不过分，但"细"不一定令人感觉受拘束。现代社会管理越来越向服务靠拢，当你在消费服务时一定不会介意享受到的服务是"很细的"服务吧？
因此我觉得文道兄举这个例子不够有说服力，或者刻意地没有说明得"比较细"。
二、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处理
"较诸香港，伦敦的自由又胜一筹，可是它也不'乱'呀！当年伦敦地铁遭到恐怖袭击，伦敦市民逃命时犹不忘扶老弱伤残，地下车站最后没有踩死一个人。"我觉得文道兄是有选择性的找案例。
文道是很喜欢足球的，他也肯定知道英国鼎鼎大名的足球流氓。回顾各时期的球迷骚乱事件，我� 信他不会说："没有踩死一个人"这样的话。近几年球迷骚乱事件或许数量减少一些，是不是得益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在球场内外的严密管控？单靠球迷间的"互动、礼让"就行了吗？或许多数球迷能，但总有极少数"调皮捣蛋"的球迷不能。
较诸伦敦，美国的自由是否"再胜一筹"？说说卡特里娜飓风。大难临头，许多新奥尔良警察临危脱逃，"那是因为有法律规定逃生的最高时速吗？"比较有钱的市民开车逃离市区，不管不顾，"还是因为政府早就在车站内布告过救死扶伤的乘客须知呢？"留下来的居民持续遭受恶性暴力袭击事件，以至总统布什要签署"格杀令"，用枪杆子维持秩序，难道"一个习惯自主的社会就算不一定能形成'自生的秩序'，也不一定会变成无政府的野蛮状态"？
可能又是一个以偏概全的案� 。
三、朱利安尼的管教
我自己举一个同样以偏概全的案例。朱利安尼就是在9·11危机事件中大出风头，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那位前纽约市长，他出过《领导艺术》一书。
梁文道是很喜欢纽约的，在电视里经常提起它，认为它多元、开放、包容，正因为"不怎么管"才造就它生机勃勃的一面。文道兄的理念和朱利安尼的前任——市长大卫·丁勤的理念如出一辙：丁勤不断强调他在市长任内促进了纽约市变成"多采多姿的马赛克"。自由好不好？当然很好，但也付出一些代价：失业率上升，种族冲突频发，犯罪率近乎失控。在1993年纽约市长竞选中，朱利安尼就批评竞选对手导致的这些弊端，结果朱利安尼当选，大卫·丁勤下台。
朱利安尼一上任便实行家长式管制，铁腕打击犯罪活动，他信奉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 ��为之的理念，他认为犯罪是源于社会中的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丑恶现象。为此，朱利安尼发动"提高生活质量运动"，他亲自带队去清理街道上的涂鸦和垃圾；他在地铁站24小时不断播放莫扎特音乐，这些不绝于耳的高雅音乐冲淡了地铁站原有的"犯罪空气"；他规范市内的性用品商店，迫使全市150-177家性用品商店之间的距离至少相隔150米，与学校、教堂和居民区相距起码也要150米。他甚至连"丐帮"也要管。朱利安尼推动纽约市议会将通过《反乞讨法》，以打击四处游荡、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威胁的乞丐。这些都是措施的一部分。
朱利安尼在担任两届纽约市长过程中，非常有效地把纽约犯罪率下降了65%，游客人数急剧上升，领救济金人数少了数十万人。当然，反对派不会认帐，有人批评他的打击犯罪措施侵犯人权，违背纽约自由开放� �统。
要不要管？
四、领悟龙意，揣摩道旨
在电视节目中文道兄直指成龙代表了既得利益阶层，在文章中说得不是这么直接："假如你没受过什么冤屈，也没人敢欺负你，纵有不平也别有途径疏解；你自然要不满那些聚在路上示威群众，嫌他们阻碍交通浪费你的宝贵时间，'很乱'。"这是文道认为的成龙之意。
我也不胜冒昧地揣摩一下文道之道旨。我经常看梁文道的电视节目，感觉他有一点无政府主义倾向，时常痛斥政府管制的多余，好似只要政府全面放松管制（就像把笼子里的小鸟放出去那么简单），良好的秩序就会天然地建立起来。比如，他一有机会就批评全世界所有的市政规划，认为没有这类规划让城市"自然发展"更好；比如他渴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比如他一提到示威游行和民众运动总是异常� 奋等。他说我答：
"假如你很欣赏秩序的美感，对秩序有种说不出的情结"。我对整齐划一的方块阵没有什么情结，但是我对秩序所保障的安全和解决问题的效率很有情结。
"你当然会爱上长幼发言有序，掌声起伏有致的那种会议。"会议发言不应分长幼，但要分先后，美国的议会如此，英国的议会也是如此；香港、尤其台湾的议会却常常不是如此。
"如果有人在议会里打断官员发言，怒斥政府医疗部门失误致祸"。怒斥政府官员非常对，打断别人发言很不好：不让别人说话就是他们所谓的辩论；粗口骂人，乱扔东西就是他们所谓的论据。我没有排斥香港、台湾的议会民主，但我怀疑他们的议事规则——也就是秩序——是否影响了他们的效率。
"有人在大银行门前上演街头剧，痛批商人无良谋利"。抗议是 ��以的，也少不了规则，因为被妨碍的不止是无良的商人和特权阶层。
成龙说中国人是应该被管的，我想"成龙和他的支持者"们应该不会傻到希望华人社会倒退回三十年前，乃至一百多年前的那种管制方式吧？就像他开玩笑说国产电视机会爆炸实则包含着对民族工业发展的肯定一样。或许他是希望新加坡式的管制方式呢？同样是华人社会。
我知道文道兄批评过民粹主义——过分谄媚于民众，煽动民众情绪，放任民意沸腾的倾向；我也知道文道当年在电视上强烈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因为他知道虽然萨达姆政权可恶，但摧毁一个政权容易，但要建立一个持久的政权——也就是秩序——远没有这么容易。
"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孟德斯鸠说（《论法的精神》第11章第4节）。
�� 五、不是结尾的结尾
文道原文不长，我文章的篇幅已经太长了些，话题深奥说不完，随便收个尾。
一、自由与秩序是否不会成为天平的两端？
"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把自由和秩序放在天平的两端，自由多了，秩序就乱了"文道这么总结成龙及其支持者的逻辑。
二百多年前的美国制宪会议就是因为原来松散的邦联体制不敷使用，必须建立更强有力的政府形式而召开的。制宪会议在略带忧虑和悲观的气氛中结束，因为多数与会代表不敢对新秩序抱有充分的信心。会议结束那天富兰克林这么发言："我认定我们需要一个总体政府……我进而相信，这一次可能治理得好若干年，不过最后还是会以专制收场，和以前的一些共和形式结局一样，人们一旦过于腐化，就� 要专制政府，没有能力建成其他形式。"甚至连格里（他拒绝为联邦宪法签名，后来成为麦迪逊的副总统）都这么赤裸裸地说："我们所经历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5月31日星期四记录）。
你从他们的发言看出来了吗？这不是把自由与秩序放在天平的两端进行称量是什么？当人们看到乱象时，需要建立新秩序时，当秩序的前景尚不明朗时，把自由与秩序放在天平的两端进行称量的思考方式是自然的，也是正当的。
谢天谢地，美国的宪政秩序总算稳定下来了。天上的神保佑美国！
二、自由高高在上。
我倾向于这样理解自由：自由是自由女神像手中的那支火炬；自由女神像是制度；秩序是地基。有地基未必有火炬，但地基不牢火炬会掉下来摔碎的！
摧毁自由与秩序的是暴力，维护� �由与秩序也要靠暴力（不是唯一手段，却是终极手段）。想想伊拉克的局势，首先是军队直接地维持秩序；秩序稳定一些警察就出来了；更稳定则军队可以完全退居幕后了，建立法庭，完善政府部门，允许民间组建社团；社会进一步发展，管理愈发纤细化，连警察都可以尽量少的露面了。当秩序的根基受到威胁时，你将再次领略暴力那凶神恶煞的面孔。无政府主义导致混乱，混乱将由暴力来收拾残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至于暴力过后的新秩序是专制还是民主你就问天吧！
用社团模式来分析政治秩序有什么局限呢？1、参加社团之前你的人身、财产安全已经得到政府的保护了；2、社团只涉及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政治则影响你生活的全部；3、你对社团规则、互动不满意可以退出，而多数人想退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则没这么容易。也就是� 你使用这种模式时已经有一种秩序存在。"自由互动"就那么容易完善秩序吗？想一想泰国和南美洲一些国家的政局。民不畏威，则大威必至！
三、要懂得敬畏。
自由人人都爱，"任何人生来都渴求自由。"凯撒说（《高卢战记》第3章第10节）。"被管"人人讨厌，只是少不了。我不能同意那种随便否定现存秩序的任何合理性，认为建立自由秩序好似老太婆吃水豆腐一般容易的心态。"多采多姿的马赛克"未必能自动地镶嵌起来。
美国国父们就懂得敬畏：一些民主斗士对于别人"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他们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貌似一些自由派人士认为知也易而行也不难，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是脑残。
最后，用我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的一句话作为结束：
"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
——《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章
梦回宋朝之三个男人一台戏（下）
Sun, 31 May 2009 10:59:00 +0800
第十幕
与韬光隐晦，躲在后台做精神领袖的司马光相比，年轻的苏轼显得更锐利，也更有活力。虽然他与王安石的地位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还是勇敢的发起了一次一次冲击。
第一次冲击波是元宵节花灯事件。王安石变法的次年。
每年元宵节，首都都会举行大型灯会，光靠附近州县进贡的花灯，远远不够用，便要派人到苏杭一带购买。这一年他们到苏杭杭州一问灯价，比预期价格的高了许多，回来商量宋神宗。宋神宗下令，要当地政府帮助皇家的人减价收购；同时命令市民暂停购买浙灯，以平抑市价。
宋神宗的做法是有依据的。他依据的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之一：《均输法》。按照这部法律规定，由政府部门（发运使司）控制茶、盐、矾、� �等物的销售和运输，从而可以比较方便的操控价格。
以前苏杭灯匠、灯商都在元宵节前赶制花灯，抬高售价，银子赚得白花花的。照说，这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举措——价格由供需水平决定。可今年就受到了《均输法》的约束，官府还强令灯市压价销售；为凑足宫灯，还不准百姓买灯。这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民怨。
这些都在苏轼的预料之中。自从《青苗法》，《均输法》等法律先后出台后，苏轼就敏锐的看出，这些法律里可能存在与民争利的地方。
在详细调研和深思熟虑之后，苏轼写下了《谏买浙灯状》。
在这个帖子里，苏轼写得相当理性。一开头就狠拍宋神宗马屁，"……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继而又表扬皇帝孝顺，"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
拍马屁不是苏轼的� �的，于是他笔锋陡转，点名皇室低价买灯的危害，"……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民，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
苏轼明白无误的提出论点："追还前命，凡悉如旧"。
当然，苏轼是聪明的。他非常了解皇帝推行新法的迫切心态，以及反对新法可能面临的危险，为了将危险系数蒋降到最低，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拍宋神宗马屁，颂扬"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把过错全部推给了王安石等变法新党，"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最后进行一番自我表扬，"忍不为陛下尽之"。
苏轼交出帖子后，在家忐忑不安的等候回复。
宋神宗收到苏轼的《谏买浙灯疏》后，不仅没有生气，甚至感到一阵轻松和宽慰。� 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宋神宗接班后，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因此才聘用王安石推行以"理财"为核心内容的变法。这两年多来，宋神宗很注意节省，巴不得一个硬币掰成两半用，连过生日都没有请客摆酒。元宵大闹花灯也不是他的初衷，而是迁就了几位公主和郡王的意见。
第二天宋神宗就回复了：批准苏轼的帖子，停止采购浙灯。
第十一幕
苏轼回头看了一眼京城，说："走吧。"
一行人马就慢慢的沿着官道出城而去。落日在他们身后投出一道道斜长的身影，使得这一行人马看上去分外的落寞。
仅仅在几个月前，苏轼还踌躇满志，打算在朝廷里干出一番事业来呢。
话说上书皇帝初战告捷，苏轼大受鼓舞。他趁热打铁，接连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两个帖子。在这两个帖子里，苏轼全方位的批评了变法，言辞也很激烈，批评皇帝和新党"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他认为道德风俗是一个国家存亡之所系，而急功近利的变法运动摧毁了原先的道德体系，势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预料之中，苏轼的帖子引起了新党强烈的反弹。他们开始写联名信，弹劾苏轼。王安石也对苏轼非常的不满。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又传出一件对� 轼相当不利的事情。
事情起源于4年前，苏轼两兄弟送父亲灵柩回四川。那时候交通简陋，来去均以舟船代步。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旧事重提，控告苏轼两兄弟利用官船，携带货物，贩卖私盐。
宋神宗命令王安石调查此事。照说，手握大权，也深得皇帝信任的王安石得到了一个铲除异己的机会。虽然苏轼两兄弟贩卖私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官字两个口，想要弄点对苏轼不利的证据，简直就是小儿科。就算没有证据，先把他们双规起来，随便在生活作风上找点茬子让他下岗，也不是什么难事。
王安石没有这样做。
在经过慎密的调查取证后，王安石还了苏轼两兄弟一个清白：查无此事。
经历了这一事件的苏轼却再无心事留在首都了。或许是政治斗争的无情，让他产生厌恶的感觉；或许是他想学习司马光，明哲保身要紧。毕�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因此，苏轼自己请求外调。宋神宗跟王安石商量后，派他做了杭州太守。
这次调动无疑是苏轼人生旅途的又一个低潮，不过，杭州民众倒是因此而得益了。
第十二幕
润之曾曾经说过一句话："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惜乎王安石同志听不到这话。
王安石变法，最让人诟病的倒不是他强力推行的新法有多恶劣——鉴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这种新法再恶也恶不到哪里去，而是他独断专行的处事风格，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
在我们现在看来，王安石也太缺乏民主包容精神了。他不能容忍任何异见者，导致众多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朝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曾经大力提拔他，比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精英中的战斗机，却因为对王安石某些做法表示质疑而被先后赶出朝廷。
王安石肯定誓死不会同意这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王安石看来，凡是不支持变法的人，都没� 说话的权利。
没有一项改革可以十全十美，王安石的改革顺应时代潮流，值得表扬，但其具体操作中仍然都许多纰漏，有待完善。如果王安石能够虚心吸纳司马光、苏轼等意见领袖的观点，把他们当成建言献策的智库，在实施过程时多收集民间反映，善莫大焉，也能减少大部分阻力。
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打报告说，有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然"截指断腕"。宋神宗就此事问到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这事多半是谣言。就算不是谣言，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
宋神宗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王安石仍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司马光等人的话自己都可以不理不睬，更何况是什么民言。
王安石不明白，士大夫阶层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 �普通老百姓也站到反对变法之列？自己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呢？
王安石赶走司马光等一班重臣后，给朝廷里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他考核干部的标准只有一条：绝对支持变法。除了这一条，什么人品啊、能力啊等标准都可以适当放宽。这样做的后果是：吸收了大量阿谀奉承之人进入领导班子。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比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宋史》奸臣榜。虽然不排除撰写《宋史》的旧党以党性代替人性，可他们这些人在当时确实做得比较过分——前面说到的"乌台诗案"，就是他们一手炮制出来的。
这事儿可以多说两句。
"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被逮捕，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29位� �臣名士都受到牵连。当时赋闲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连夜派人进京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的小命这才保住了。
王安石曾经非常信任的一位得力助手吕惠卿，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但他后来为求自身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王安石也算是自食其果吧。
在各种主观客观原因的合力下，王安石的改革步履维艰。
第十三幕
没人会相信，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竟会栽于一幅画手中。
1073年秋天，到1974年夏天，天下大旱，10个月滴雨未下。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烧焦的味道。王安石坐在办公室里寝食不安。他不知道，就在这时，一个对他、对变法致命的打击悄然出笼。
一天，宋神宗上班回来，有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送来一个帖子，说他负责看守城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流离失所的样子，就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欣赏。无图无真相，因此他又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的形式送呈给皇帝。
郑侠还以人头做担保，证实此图的真实性。
打开图，宋神宗立刻被一幅凄凉的场景吓了一跳：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他们"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 �累不绝。而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宋神宗不禁潸然泪下。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何以导致如此下场呢？
第二天，宋神宗下令，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仿佛是老天爷在做配合，三天后就下了倾盆大雨。神宗站在御花园里，瞠目结舌。王安石站在皇宫门外，呆若木鸡。这场雨彻底浇灭了两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虽然王安石辩解"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再不会拥有宋神宗倾其所有的信赖了。
接下来王安石被罢相就是顺理成章了。
此处还要啰嗦的一句是：这个叫郑侠的小官，是王安石一直器重的对象；两人一度相谈甚欢。
在这之后，王安石复相，又被罢掉。新党与旧党之间进行了一番艰难的拉锯战。没有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 �的溃败更符合政治斗争规律。
1076年，55岁的王安石最终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回到南京养老。而另外一个人正在后台跃跃欲试；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得太久了。
如你所知，他就是司马光。
第十四幕
1086年，踌躇满志的司马光甫一上台，就宣布所有新法尽数废除。宋王朝这辆辆马车兜了一个圈，终点又回到起点。
当得知新法尽数废除的消息，王安石悲愤不已，引发了背上的疮毒，与世长辞。
司马光未曾料到的是，曾经忠实的同盟者，文学家苏轼此刻却站出来反对他的举动！
原来，苏轼在颠沛流离的外放期间，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发觉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滕达道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由此苏轼改变了对新法的偏颇认识。
苏轼还曾经去看望过王安石。
1084年，苏轼从黄州调动到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南京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没想� 苏轼也是穿着便服，
苏轼开玩笑的说："我今天是穿着便服见大丞相。真是失礼。"
王安石笑着回答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
两个人携手同游钟山时，俨然一对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人生至乐，也不过如此罢。
人生如戏啊。
王安石逝世后没多久，司马光也去世了。在这之后，苏轼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之下，依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被贬到海南岛——在宋朝，这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惩罚。
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元祐旧党，苏轼才回到中原，第二年在常州，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一代文豪一病不起。
这三个男人，会在阴间继续他们的恩恩怨怨吗？
我的琐碎耗时的民主生活
Sun, 31 May 2009 10:16:00 +0800
作者：闾丘露薇 | 评论(5) | 标签:民主, 效率, 投票
搬到新居，院子里面总共六户人家，和别的小区不同，没有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就是每户代表，每户每月交一笔钱作为管理基金自我管理，支付所有在公共地方发生的费用开支。
每一笔的开支都要大家讨论之后才能决定。比如是不是要请人每天清扫门口的落叶，大家开会讨论，有的建议，不如让各家的外佣每人一天轮流做，可以节省这笔开支，有的不同意，毕竟这不是他们份内的工作，有点剥削的意味；有的提议不如把这笔费用让他们分摊，算是赚点外快，不同意的就认为，虽然身为他们的雇主，但是不能够擅自为他们做决定，还有的担心，因为风力大小每天不同，工作强度会有所不同。总之，为了这个问题，讨论差不多一个小时，最终决定，还是把钱给外面的清洁工赚好 ��。
那天的会议开了差不多一个晚上，终于还决定，因为台风刮断了花园的铁栏杆，应该要修理了。我是个急性子的人，马上上网寻找有关的装修公司，对方来量了尺寸，报了价钱，发了邮件给各位邻居，做了投票表格贴在大门口，只是几个星期下来，只有三户人家投了票，正好百分之五十。
这样一拖就是半年，期间家人提醒我，该追追维修的事情了，想想自己刚刚搬来，中国的外交之道不是"不打旗，不扛头"吗？中庸之道，肯定有利于保持睦邻关系，于是保持沉默。只是看着残缺不全的花园铁栏杆，总是有些担心自家的安全问题。不免对于这样的过程有点点抱怨，有点怀念民主集中制，有人肯做个决定，肯定有效率的多。
但是这样做肯定会有坏处，六户人家各有所需，不管怎样的决定，都不会满足所有人家，� 间一长，矛盾累积，不和谐。关键是如果遇到大事情，不团结，可能大家都没有好处，搬走的主席就曾经绘声绘色告诉我，当初他们是怎样合力阻止政府锯掉门前的那颗几十年的大树。而这种邻里气氛，也是当初吸引我们选择这里的原因之一。
终于，大家再开会了，原来的主席搬走了，所以首先选举主席。大家先进行口头讨论，看到没有共识，于是投票。很惊讶的看到身为秘书的邻居已经准备了不记名投票的选票，上面还用中英文写清楚了规则，每户一份。投票，唱票，新主席出炉。为了逼自己尽一点点义务，同时也希望改善工作效率，举手自荐做了秘书。
关于铁栏杆维修的事项又从头开始，一个星期之内，身为秘书的自己，受主席委托，找到了三家公司的报价，用电子邮件，门口公告催促大家尽快选择。出师有名，加上忽 ��明白，民主制度的特点在于，不是等待别人为你做什麽，而是自己为自己做什麽。只有主动参与，才能够有改变。
各家的回应这回很快，没有回应的，则提供了新的报价单，更价廉物美。于是让各家重新考虑。当然，决定的时间，又推迟了一些。不过已经下了决心，这回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前两天，收到主席的一个信封，打开一看，一叠表格。原来在香港，成立业户委员会属于结社行为，需要向警方报备的，包括成员变动名单，以及成员的身份证明文件等，当然，只是报备，不是报批，警方只有管理责任，没有核准的权利。
签名，填写资料，邮寄，对于我这个怕麻烦的人来说，由点点头痛。我还以为当个邻里之间的秘书也就是举举手而已，没有想到如此正式。家人笑我：恭喜你，找到一个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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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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