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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瘾电疗中心就像一座"古拉格"
Fri, 17 Jul 2009 15:38:00 +0800
卫生部日前叫停了所谓的"网瘾电击疗法"，但据7月16日《东方早报》报道，这并没有影响到山东临沂精神病院"杨永明网瘾治疗中心"的生意，仍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求医。
卫生部组织专家研究论证，表示该治疗手段的安全性、有效性尚不确切，国内外并无相关临床研究和循环医学依据。说白了，这玩意儿根本没什么科学依据。还有人指出，连网瘾能不能算是一种病，都值得讨论。比如，美国医药协会2007年就拒绝将网瘾纳入《精神疾病诊断手册》。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家长趋之若鹜，把孩子送进这所精神病院？
以我这个外行人看来，这个所谓的"网瘾电击治疗法"并不神秘，虽然它在治疗手段上没什么科学依据，却很懂得家长和"病患"的心理。在整个治 ��环节中，电击疗法无非是其中的一环，甚至不算是最为极端的一种。这家网瘾电疗中心的一整套"规章制度"，才是这种"恐怖疗法"的核心。
这么说吧，电击疗法更像是一种现代巫术，它在整个治疗环节中，所起到的作用并非直接治疗网瘾，而是对"病患"实施肉体折磨和精神震慑。刚来的"病患"，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通上电进行电击酷刑，让他们承认自己患了网瘾这种病。你说那些平时娇生惯养，从未见过这等架势的孩子和家长，哪个不得服服帖帖的？
更进一步讲，这家治疗中心完全是利用家长和小孩的"有罪心理"，对他们进行精神和行为操纵，最终达到所谓的治疗目的。试问，那些家长来治疗中心前，哪个不是被孩子弄得一点招都没有的？看到孩子沉溺于网络，哪个心里不是感到对不起孩子，认为有责任管教好� �子的？而那些无论是主动还被动到这里来的孩子，又哪个不是因为管不住自己（上网），内心多少有着矛盾、自责心理的？一旦对家长和"病患"成功实施"精神绑架"，接下来的事情当然好办多了。
这家治疗中心有着一整套的"规章制度"。比如针对家长建立"家长委员会"制度：家长必须全程陪护，与孩子同吃同住同上课；更重要的是，家长不可以私下讨论治疗效果，不能质疑医生的治疗方法。这实际上是为了配合和树立治疗中心的绝对权威。而孩子们在里面，则被迫接受一场美其名曰行为矫正的摧残身体和人性的"治疗"。进了治疗中心后，"病患"就要上交手机、MP3以及QQ和游戏账号密码，并被告知不能喝茶、不能谈论治疗、不能上厕所锁门乃至于不能碰触人民币等等86种具体行为，否则将会被拉去电疗。
"生活"� �这里，每个人（包括家长）都置身于一种互相监督、互相告密（"上报"）的恐怖环境中，一旦有违规行为，"病患"上"电刑"，家长则被罚款（"加圈"）。在这样的规训和惩罚之下，别说网瘾，恐怕让一个患了毒瘾的人住进来都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种治疗方法明显是以一种更加可怕的"病"来驱赶另一种"病"，以肉体折磨和精神恐吓来化解"病患"的心理依赖和行为习惯。在这样的双重摧残面前，网瘾又算得上什么呢？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索尔仁尼琴的名著《古拉格群岛》。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网瘾电疗中心就是一座"古拉格"，一座劳改营。这种办法有可能让孩子们暂时逃离网瘾——一比如一旦上网就马上会产生被电击的条件反射，但从这里出来的孩子，身心必将受到严重摧残，一个个鲜活、独立的个体可能因此� �精神层面上被毁灭。这种治疗中心居然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存在，还受到一些家长的拥护，只能说明这些家长乃至于这个社会真的"该吃药了"。
2009年7月16日
[纵横周刊] 有一种新闻封锁让人感动：戴维·罗德事件
Fri, 17 Jul 2009 12:01:00 +0800
应否允许媒体联合封锁新闻？关键在于"是否有即时危险"。——安替 撰稿
美国时间6月21日凌晨，《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在自己的推特（Twitter）上接连发了两个推，"纽时的戴维•罗德（David Rohde）从塔利班手中逃脱！他的成功归功于他的足智多谋。""7个月以来，纽时不得不压着关于戴维•罗德被绑架的新闻，以保护他幸免于难。感谢上帝他出来了！"到此，整个报社知道这件事情的同事，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西方媒体针对个人事件最长、联合动作也最大"新闻封锁"终于结束。
罗德是一个传统的调查记者，在供职《纽约时报》之前，1996年曾揭露前南地区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助《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获得普利策奖，一度被当地军头短暂绑架。为《纽时》工作之后，2008年与同事一起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反恐报道，第二次获得普利策奖。同年11月10日，他和《纽时》当地雇员Tahir Ludin，加上司机，为新书作研究，应喀布尔当地一位塔利班指挥官之邀请，前往采访，却在中途遭绑架。这位指挥官打电话通知《纽时》阿富汗站，说罗德没到。绑架者后来和纽约联系，初期要求不要公开，并索要巨额赎金和释放塔利班囚犯，但后来把罗德的录像和绑架消息发给包括《纽时》在内的诸多西方媒体。
《纽约时报》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在和罗德家人以及谈判专家讨论之后，除了依靠各种政商渠道营救罗德，还决定为了降低罗德在塔利班心中的重要性，全面封锁这条消息。进而，他靠着该报在业界的领导力，亲自要求近四十家的欧美主流媒体老总，不报道任何关于罗德的消息，只有半岛电视台和意大利的一个小通讯社报道了片段。各著名博客，凯勒也打了招呼，大家都纷纷接受这种人道的"新闻封锁"，只有少数右派博客发了消息。最难对付的大概就是维基百科，因为不像媒体和博客，知道能和谁打招呼，维基人都是一个个匿名的"公民记者"。一开始他让《纽时》记者登录维基，改写"戴维•罗德"词条，让读者觉得罗德一直以来是很同情穆斯林的。后来有匿名维基人发布罗德绑架消息，《纽时》记者立刻删之，但对方又随即加上，最后凯勒只好让维基老板Jimmy Wales帮忙锁住网页禁止编辑。
检视新闻史，《纽约时报》没报道的事情，在世界上仿佛没存在过。近7个月，在以报道历史真相为己任的《纽约时报》主持之下，主流媒体、名博、维基百科联手使罗德被绑架新闻几乎彻底消声，让这件事"不存在"。直至6月19日，罗德和助手终于成功逃脱塔利班魔爪，长达7月的新闻封锁才结束。美国媒体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在吸取了《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珮尔（Daniel Pearl）于2002年被塔利班砍头的沉痛教训后，美国媒体调整了对被绑记者的策略，例如2006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吉尔•卡罗尔（Jill Carroll）在伊拉克被绑、2008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梅丽莎•冯(Mellissa Fung)在阿富汗被绑时，也采用与《纽时》罗德事件相同的新闻封锁方法。毕竟，和任何原则相比，人命最重要。
这也能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网络电视台Current TV的两位女记者闯中朝边界而被朝鲜拘捕之后，该媒体老板、前副总统戈尔会长时间保持沉默。当初的动机大概在于，不想让对方觉得这是美国太重视的事件，因而抬高谈判筹码。可惜这种努力功败垂成，两位记者已经成为对方的谈判筹码。
从新闻自由角度，有人为此事辩护，因为所谓媒体有报消息的自由，媒体也有不报消息的自由。不过，联手封锁、维基高层施压锁住网页、甚至更改维基词条，却不像信息公器的作为。这样的逻辑其实延伸下去就能触及这样的问题，以个人安全名义封锁新闻如果可以接受，那么以国家安全名义，是否允许媒体联合封锁新闻？其实关键在于"是否有即时危险"。当年的五角大楼一案，美国政府以此质问《纽约时报》，该报以公众不会有即时危险为由反驳了回去，捍卫了公器声誉。今罗德一案，报道 ��后个人会有即时危险，因此主编才以人道标准实施新闻封锁。这一种新闻封锁，让人感动。
[纵横周刊] 只是当时已惘然──时佩普悬案
Fri, 17 Jul 2009 12:01:00 +0800
真实的故事远远超越爱情肥皂剧或间谍电影，埋下了许多至今揭不开的谜团。——陶短房 撰稿
您能想象，两个成年人相识、相恋、肌肤相亲，断断续续生活了17年，有家庭、有儿子，然而那个丈夫居然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其实也是一名男性么？如果这样一桩奇案，又和间谍战、好莱坞大片和主流媒体聚焦关联在一起，就更引人瞩目了。
这就是曾轰动全球的"时佩普间谍案"，这桩尘埃落定22年的案件每每在几乎被世人遗忘之际，因一本书、一部电影或一些因缘际会而重新被提起。6月30日，年已70岁的"女主角"时佩普因心脏病在巴黎去世，重新勾起了这段尘封的神秘历史。
"姐弟恋"
即使是一个正常的中国女生，和一个正常的法国大男孩，在1960年代的中国北京相恋、结婚，也是件非常特别、甚至非常危险的事件。1964年，圣诞节前两天，北京的一次涉外招待舞会上，这样危险的事看似就要发生。
男主角伯纳德•布希科（Bernard Michel Emile Paul Boursicot），虔诚的天主教徒，1944年8月12日出生于法国中部布列塔尼地区的瓦恩（Vannes）镇，一年前才辍学参加工作，刚刚从阿尔及利亚调到北京，在法国驻华使馆任最低级的雇员──会计记账员，此时年方20。
女主角自称叫时佩普，时年26，身材小巧玲珑，相貌清秀，有人说她是北京一个副部级干部的亲戚，也有人说她其实祖籍山东，总之她的家庭一定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因为她居然会说法语，虽然说得结结巴巴，但在那个年代已如凤毛麟角。此刻她青衣扮相，刚刚完成招待外宾的演出。
布希科本来是和一名英国女伴同来的，那个女伴是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秘书，对他颇有些好感，但此刻年轻的布希科显然已被时佩普所深深吸引，他凑过去搭讪，并递上一张写有自己地址电话的纸条。时佩普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嘴巴没毛� �老外，顺手将纸条递给身边女伴，感到自尊心受伤害的布希科劈手抢过来，并告诉她，这张纸条只给一个人，如果对方不要，那就撕掉。不知是否被这特别的表达所打动，总之两个人开始了隔三差五的交往，理由么，是那个年代几乎每一对在中国的跨国恋人所用滥了的：学外语。
值得一提的是，自那次舞会之后，时佩普便一直以男装扮相出现，然而布希科坚信，对方是个值得自己追求的东方女性。这对年轻人不久便跨越友情界限，成了一对如胶似漆的恋人，1965年5月，两人同居了。三个月后，时佩普告诉布希科，自己怀孕了，这让布希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两个年轻人整天商量"应对之策"，却没有一个可行。不久时佩普让布希科相信自己已经流产，不知该伤感还是释怀的布希科很快1年合同期满，由于工作表现平平，他并未获得� �约，不得不离开中国，临行前时佩普告诉他，自己又怀了身孕。
自幼憧憬旅行的布希科此后辗转了多个国家，但无时无刻关注着中国的爱人，1966年秋，正在巴西公干的他接到时佩普一封信，信中用《悲惨世界》小说中的词句写道"一个加弗罗什在期待寻得自己的父亲"。布希科兴奋莫名，他明白，这是暗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布希科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好这母子俩，因此他竭尽所能寻找再回中国的机会，1969年9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北京，仍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他很快找到了时佩普，但并未见到自己的儿子，据说这个长得太像外国人的孩子被送去乡下，以免在文革特殊氛围中遇到不测。由于遍布"警惕的眼睛"，这对情人根本无法厮守，只能一周一次在大街上相会，无非是长凳对坐，无言相守而已。1972年春，就连这样 ��幸福也不能持续下去，他再次失去了合同，不得不离开中国，直到此时他也未见到自己的儿子，但他发誓一定要见到。1973年，他以游客身份再返北京，终于见到了7岁的儿子，儿子金发碧眼，很像他也很粘他，对他带去的新奇礼物感到好奇和兴奋。
次年他在法国有了一位同性伴侣，名叫蒂埃里•图雷（Thierry Toulet），两人过起了"夫妻生活"，这让布希科感到，那位中国情人更像"前妻"，但他对儿子的思念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益强烈。1975年他被派往法国驻乌兰巴托使馆，在那里他和时佩普母子重新恢复了密切联系，他给母子俩寄各种必需品和钱，隔三差五就找借口去中国探望。这样的关系维持了差不多4年，1979年，他再次丢了工作，回到法国，重新和图雷共同生活，时佩普母子暂时从他生活圈中消失了，但几年后，时佩普再次联系到他，出于对儿子的责任感，布希科以"家庭团聚"为由申请二人来法，1982年9月，母子俩来到巴黎，和时佩普团聚，像一家人那样生活，布希科十分喜爱儿子，甚至带着他去老家看自己的父母，在祖父母的建议下，儿子的名字由母亲所起的"时嘟嘟"，变成了十足法国味的贝尔特兰•布希科（Bertrand Boursicot）。
如果故事就此结束，这不过是个烂俗的爱情肥皂剧，谁也没想到，好戏才刚刚开始。
安能辨我是雄雌
1983年7月，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这对夫妻面前，将他们两人逮捕并送上法庭，指控两人犯有间谍罪。
布希科对这一切似乎早有准备，他对指控供认不讳，称自己在乌兰巴托任职时，的确向中国方面泄露过使馆信息，但目的是为了保护爱人和孩子，使他们不至于因"里通外国"而在文革中遭到更多迫害。原本检控方指控的间谍案主犯是时佩普，指称她利用美色蓄意勾引外国使馆人员，为中国间谍机构服务，但布希科予以否认，他自称是自己主动要求提供情报的，而且由于中法关系良好，他所提供的不过是法国通讯社、报刊的文章，或上呈大使的剪报副本，谈不上"叛国"。
时佩普同样否认自己是间谍，是"蓄意勾引外交官"，但她的理由却让全世界都震惊了──她根本就不是女 ��，而是男人！
完全被惊呆了的布希科根本不敢相信这个可怕的现实，他固执地认为，是检方和警察在说谎，在故意打击他的意志，迫使他认罪。6个月后，当他和时佩普当堂对质，对方用冷静的口气证实自己是男人时，他仍不肯相信，直到一份医学报告放在他面前，他才彻底崩溃，并企图割喉自杀未遂。
医学报告同时证明，贝尔特兰•布希科既不是布希科、也不是时佩普的儿子，而只是个有新疆血统的中国孩子。戏剧性的"不辨雄雌"一幕不但让严肃的间谍案变成荒诞爆笑的花边肥皂剧，而且让检方原本的起诉依据也不得不重新调整，最终两人在1986年5月5日双双被判处6年监禁。
1987年4月，时佩普被当时的密特朗总统特赦出狱，自此定居巴黎，深居简出。而布希科则在坐了49个月牢后被假释，1989年，他� �为厨师学徒，从此过起普通人的生活。
布希科曾感叹这段奇缘，称"当时觉得是个多么美好的故事，可惜结果并非同样美好"，当有人认为，他被时佩普所欺骗时，他叹道"被欺骗总比骗人好些，我只遗憾事实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喧嚣，争议，复归平静
尽管几位当事人都刻意保持低调，但好事者终究不会放过这个离奇的故事。
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特斯（Barbara Walters）首先咬住他们，安排了一次对两人的共同采访。然而不论是布希科或时佩普都不愿直面对方，于是沃特斯只能分别和二人对话，这场被称为"两个自说自话者的独白"的采访轰动世界，却也埋下了许多至今揭不开的谜团。
法国作家罗杰•法利高是更执着的挖掘者，1990年，他和别人合作了《中国特工处》一书，将这件悬案描述为惊天大阴谋；2008年中，中法关系趋冷，法利高的应时之作《从毛泽东时代到北京奥运的中国秘密机构》，又以大篇幅重提这段往事，并坚持甚至渲染当初自己的论断。
最著名的要属电影了。1994年美国导演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将这段往事翻拍成电影《蝴蝶君》（M. Butterfly），尊龙所扮演的"女蝶"，其双重人格给人以深刻印象。
在结案后的最初几年，法国、美国的大学和业余剧社经常上演由这段故事演绎的话剧，小报更是连篇累牍，喋喋不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渐渐被冷落，直到今年7月1日，时佩普死讯传出，才再次惊动了世人。
这个事件中有诸多疑点。首先，18年的交往，布希科如何会不知道对方是男性？
在沃特斯的采访中，布希科称时佩普用剧照和"梁祝"故事暗示自己的女性真身，只是从小被家人当男孩子养，并嘱他"保守秘密"；而时佩普则坚称自己从未骗过他，"也许是自己法语不好，表达不清楚所产生的误会"。两人有过肌肤之亲，更"生过孩子"，可这也未能让事情穿帮，对此两人都闪烁其词，宣称是"东方的羞涩"让两人在亲密接触过程中始终保持"节制"所致，而一些小报和谣言则绘声绘色地渲染时佩普的"东方奇功"。
布希科在认识时佩普前，在阿尔及利亚有过一次异性性行为，不可能缺乏起码的性知识，但他本人有长期同性恋倾向，甚至在承认并资助时佩普母子的同时，与男人图雷以夫妻相称并同居，因此许多人怀� �，其实布希科并非不知道对方是男人，但由于特殊的性取向而不肯自拔。但时佩普的说法也存在很多问题：即使真如他所言，"从未告诉对方自己是女人"，那么伪装怀孕、生子又作何解释？难道他想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女人能生的孩子，男人也同样可以生出来？
其次，"间谍案"的真相究竟为何？
法国检方指控时佩普受中国情报部门指使，色诱外国使馆人员，骗取情报，她的"儿子"是中国情报部门从新疆找来的；罗杰•法利高则绘声绘色地宣称，布希科通过时佩普和中国"秘密警察头目"康生直接接头。布希科则称，他是主动提供情报，且情报是直接交给时佩普的，目的是"保护母子俩免受红卫兵迫害"。而时佩普则否认自己是间谍，声称只是为了获得更好生活才和布希科交往，而对情报问题闭口不谈。
据资料显示，布希科所提供的，主要是关于中苏对立期间蒙古的外交政策走向，以及蒙美关系等方面的剪报、通讯、报道，属于级别较低的机密，按照布希科自己的供词，这一活动系1969年9月开始，他并未见到过中国情报机构的什么大人物。而从情报成色看，也的确配不� �让康生出马的档次。
当时流传的另一种说法则是，布希科其实本是法国的情报人员，结果被中方用美人计弄翻，最后成了双重间谍。也有接近时佩普的人透露，时佩普其实头脑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复杂，她最初同意和布希科交往，是以为布希科这个"使馆财务人员"是"使馆大干部"，而理由则是"连大使都要问他领工资"，也许事情原本再简单不过，这个头脑简单的人为了在文革中自保并且过得好一些，便编造了各种离奇的谎言，骗得对方寄钱、寄物，最终如愿以偿移民法国。
但这种说法有个最无法解释的疙瘩：孩子。如果是贪小，在那个特殊年代，杜撰一个混血孩子，并以单身母亲身份养上10多年，其付出并不比得到的少。不仅如此，时佩普声称孩子是她托邻居马大夫弄来的，并支付了3000元人民币，在1966年，这� �钱相当于一名科级干部6年的薪水。
由于《蝴蝶君》和法利高那些耸人听闻书籍的渲染，如今人们几乎很难分清那些是真实的，那些是艺术的或虚构的，比如有人绘声绘色地称见过布希科，并称此人仍深爱中国，并高呼"毛主席万岁"；《纽约时报》则在1988年4月10日称，时佩普被法国驱逐出境，在中国"神秘消失"；一些记载称布希科和他的"儿子"感情深厚，其子时嘟嘟并不理会时佩普，反倒恳求记者们"别过分取笑我的父亲"，而另一些记载则称，时嘟嘟直到最近，还一直和"母亲"时佩普共同居住在巴黎。
是耶非耶，转头成空，随着时佩普的去世，昔日的悬案搅起一池春水，又注定会在毫无头绪中，迅速被世人重新遗忘。对于还健在的几位当事人而言，恐怕只有下面的两句诗，最能概况他们的心情：此情可待 ��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纵横周刊] 日本人为什么不喜欢《蝴蝶夫人》？(上)
Fri, 17 Jul 2009 12:01:00 +0800
透过她们温柔、仰视的视线，对面的西方和男性的身份获得了双重的确立。但反过来，对日本人来说，则无异于双重屈辱。 ——刘柠 撰稿
一
谁是世界最有名的"东洋魔女"？答案不是哪位东洋女明星、女作家，不是李香兰、原节子，也不是外交官出身的皇太子妃小和田雅子，而是蝴蝶夫人（Madame Chocho）。众所周知，《蝴蝶夫人——日本的悲剧》（以下简称《蝴蝶夫人》）是意大利剧作家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1924年）的代表作之一，从1904年公演以来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历久不衰，至今是欧美各大剧场的保留剧目。即使在欧洲古典大师中，普契尼也是以具有良好剧场感而著称者，其歌曲与管弦乐仿佛被赋予了某种可视性色彩。充满异国情调的题材、背景，蝴蝶夫人悲情、凄切的故事，都使该剧成为不可多得的东方主义文本，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戏剧、音乐本身。
但是，对这部以东洋生活为背景题材的作品，日本观众心态复杂，多无法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进入情境，为其艺术魅力所感染。所谓"日本的悲剧"，在许多人心中唤起的，是眷恋与嫌恶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共鸣：在为蝴蝶夫人的残酷命运而悲戚的同时，内心却为某种刺痒、别扭的不快感所左右，让人直想别过脸去；一方面为剧情所吸引，另一方面，恨不得立马逃 ��预设的情境。毋宁说，这出名剧呈现给日本观众的，就是一种异样的、分裂的张力场。日本很多艺术家、作家都吐露过这种烦恼。音乐评论家高崎保男如此写道："我对意大利歌剧的需求永无魇足，尤其喜爱普契尼，《波希米亚人》、《图兰朵》无疑是杰作。但是，说到《蝴蝶夫人》，不以为然者众……实际上，我也曾经是其中之一。虽然我深信《图兰朵》忝列意大利歌剧史前五名而毫无愧色，但对《蝴蝶夫人》，无论是现场演出，还是唱片，我是能躲就躲。硬说那是名演奏，剧情最后会令人不由自主潸然泪下的话，反而更搓火于被普契尼的感伤主义、煽情主义所利用，越发陷入自我嫌恶之中，从而对这出歌剧也变得嫌恶起来。"
高崎的话颇有代表性。恰恰是对《蝴蝶夫人》的感动，会陷欣赏者于自我嫌恶之中，继而"嫌屋及乌 ��，连带着对这出戏也讨厌起来。这种迂回曲折的接受心理，确乎是众多日本人共通的"抗药性"拒斥反应。
蝴蝶夫人及属于同一谱系的一系列日本女性形象，作为近代西方对东洋文化的大半基于想象基础上的形象化、类型化描述，实际上为西方打造了一面叫做日本的魔镜：透过它，东洋女子看上去像孩子般柔弱，楚楚可人怜，而西方男性，则自然而然地成为与其相对立的存在，雄健、自信，富于权威。如果说，在这里，日本女性只是西方为了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而利用的"他者"的话，那么对西方男性来说，这个"他者"的意义其实是双重的：透过她们温柔、仰视的视线，站在对面的人，西方和男性的身份获得了双重的确立。但反过来，对日本人来说，则无异于双重屈辱。
二
文学批评家伊藤整说，蝴蝶夫人是 ��日本女性像在西欧世界和男性眼中的投影，善也好，恶也好，其构成了一种类型化的存在"。而既然是类型化的存在，这种类型就是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事实上，蝴蝶夫人，既是普契尼同名歌剧中不幸的女主人公，也是一系列由西方人塑造的东洋女性的代名词。这个谱系内涵丰富，作为一种东方主义文本，甚至逸出了"东洋"的地理范畴，延伸到了越南、中国。
一般认为，法国作家彼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年）的小说《菊子夫人》是《蝴蝶夫人》的雏形。这部小说在欧美社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迷倒了小泉八云（Patrick Lafcadio Hearn）等众多怀抱东方情结的作家、学者。美国作家约翰•卢瑟•朗（John Luther Long，1861-1927年）受其影响，1898年以《菊子夫人》为蓝本，发表了一篇不长的小说《蝴蝶夫人》，旋即成畅销书。继而，美国导演、剧作家戴维•贝拉斯科（David Belasco，1853-1931年）将小说改编为舞台剧，在纽约上演，一炮走红。普契尼在伦敦观看了该剧的演出后，虽不谙英语，却感动异常，当场决定改编成歌剧，于1904年首演，风靡世界。其余韵至今不绝，克隆版如雨后春笋，并呈"全球化"态势，著名者如1980年代末百老汇的音乐剧《西贡小姐》（Miss Saigon）和同一时期被好莱坞搬上银幕的《蝴蝶君》（M. Butterfly）。虽然两者均系美国造，但就故事的背景而言，如果说前者系越南版蝴蝶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蝴蝶的中国版。
不过，若论及在蝴蝶夫人谱系构成中的重要性，则首推彼埃尔•洛蒂的《菊子夫人》和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二者对蝴蝶夫人，这个东洋女性标本的成形和定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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