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一五一十部落头条"的最新文章，如果您不希望再收到此邮件，请退订；如果您需要更换其它邮箱接收邮件，请点击这里！
谁被迷失在"胡斌替身狂想剧"之后
Fri, 31 Jul 2009 12:14:00 +0800
假如监狱里的胡斌突然失忆，醒来问道"我是谁"？谁能证明他是谁呢，法院无公信，群众说他叫张礼礤，媒体跟着群众走，身份证可以造假，DNA没有备份......，为了出狱，他会拼命证明自己不是真胡斌。我是谁，这个哲学问题，现在是个普遍问题与现实问题。
杭州飙车案刚一宣判，庭上肇事者胡斌是替身的说法就在短时间内传满天下，通过网友的人肉搜索，一个叫"张礼礤"的人被指为替身，并被上传照片。虽然身为案件当事人的车祸死者家属都未提出质疑，但各大网络、平面媒体仍纷纷跟进报道，热炒网络传言。
迫于舆论压力，杭州西湖区法院出面澄清胡斌并非替身。随后所谓替身"张礼礤"的原型也现身网络，称自己与胡斌素不相识，但照片却被网民乱指为� �身"张礼礤"，"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但网民仍不屈服，他们甚至开始开始怀疑法院是否在说真话。于是，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指证真胡斌有疤而"替身胡斌"无疤，称"替身不再是谣言！100%确认"的帖子。随后，人们的注意力被引向所谓疤痕问题，清晰照片显示，庭审胡斌确实有疤......"证伪"反变成"证实"。人们开始注意到被忽略的一些细节，比如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其实之前就曾指出"胡斌在出事现场的照片可见右手臂受伤，而开庭当天的胡斌右手也是有伤痕的"。
诸多事实证明，所谓胡斌替身，当不属实。
现在看来，所谓沸沸扬扬的胡斌替身案的一波三折简直就像现代版天书奇谭。按照常理，这类简单问题根本不可能成其为"问题"：飙车案本已成为关注焦点，作弊暴露的几率太高，一个正常人怎� 有此胆量作弊？而且，往常我们只听说过替人坐牢的，哪听说过雇人庭审？有什么好处？胡斌们不是傻子，怎么会去干这种代价极高，受益极小的傻事？在这些方面，此案跟前年的正龙拍虎有很大区别。
而且，以现代的影像技术，再加上大量影像资料，比对两个照片上的人是不是同一个，在技术上来说，应该并不复杂，负责任的媒体下点功夫或者找个专业人士、机构鉴别一下就足可解决，但事实上，左右舆论的却仍旧是网友的那些业余指证，鼻子眼睛耳朵之类，没有媒体真正下功夫去求证。
在胡斌替身事件疑点尚待廓清，事实并未最后认定的时候，仅仅因为网友粗糙的质疑，媒体上居然有如此多的信誓旦旦的、引以为真的、有罪推定的评论，而且编辑们居然也乐此不疲的刊发......这表明，我们的媒体离真正成熟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它� 轻易地使自己迷失于所谓民意的狂热中，忘了事实才是媒体的底线与生命线。作为媒体，既不能迷失在官意的权威下，放弃舆论监督的职责，也不能迷失在民意的狂热下，为之推波助澜。
早在28号，法院方面就提出过疤痕的证据，"胡斌在出事现场的照片可见右手臂受伤，而开庭当天的胡斌右手也是有伤痕的"，只要媒体稍微用点心，核对下照片，自然就会发现真相，结果没人关注这条硬线索，反而去关注一些很难查实的爆料。网民出于情绪问题不信任司法部门说法可以理解，但媒体却不应放弃冷静，这证明某些媒体其实已经没有了自信，很容易就被网络牵着跑。
当然，某些听风就是雨，缺乏独立思考而轻率下结论的所谓意见领袖、快评作者们，也应该就此事做些反思，是否应该更慎重地使用自己的影响力。
虽然，胡斌替身疑团� 一幕现代荒诞剧，但既然发生了，必有其合理性，其中暴露的是质疑者对司法公正信心的部分丧失，暴露的是，群众对某些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否则，纵有疑问也本应该在杭州司法部门澄清后烟消云散。而司法部门对待社、公众质疑的生硬、傲慢态度，比如指责"一些网友的怀疑比较无聊、可笑"，也无疑是火上浇油，加重了群众的不信任感与对立情绪。
结果，网上发生的事情，只能靠网络办法解决。那个"100%确认"胡斌是替身的"证伪"帖子最后的"证实"结局很容易使人怀疑它是为了提醒群众关注"疤痕"细节，为胡斌替身翻案的推手之作。网民已经迷失了，媒体也迷失了，法院说话也没人相信了，如此"推伪而证实"虽然略显荒诞，但或许却是效率最高、最有用的一种办法。
斑马线上的私仇与公愤
Fri, 31 Jul 2009 11:26:00 +0800
之前影响恶劣的杭州"飙车案"宣判以后，我原以为舆论会普遍质疑判决的公正性，没想到风向难测的中国时评界居然出人意料地迅速将议题转向了法庭上的胡斌是否存在他人冒名顶替的问题。
这种显然属于无稽之谈的猜测一方面反映出民意对司法之不信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评论者对中国国情和体制的高度无知。试想，假如胡斌的家人真的有如此"通天"法力的话，他们犯得着吃力不讨好地去找个替身来演这场戏吗？果真如此，就根本不会有这次曝光率注定很高的审判，也绝不会再有时评家大放厥词的机会。
不过我并不打算把本文的重点放在这些题外话上，在我看来，更加值得深入探讨的，是一些人对斑马线的肆无忌惮的践踏激起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对立情绪。
当我们对杭州的飙车"富二代"胡斌口诛笔伐之时，当我们对"南京6·30特大交通肇事惨案"中醉酒的张明宝及其借来的黑色别克轿车义愤填膺之时，当我们为兰州老人阎政平用板砖怒砸违章车辆的新闻大快人心之时……我时常思忖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仇视那些明目张胆地触犯交通法规、有悖于社会基本道德的行为？还是仇视"富二代"、宝马别克车本身？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有一点是我敢打赌的，我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平常能够百分之百地按照大街上的行人指示登过马路；当然，如果我们是骑自行车或电瓶车之类助力自行车的，就更不可能不闯一个红灯了；而如果我们偶尔打一次的，更多半是希望出租车司机争分夺秒地抢过所有的黄灯……
因此我十分不相信，有一天我们自己也发了财开上了宝马车的话，就能指望自己会一下子变成遵守交通规则的模范司机。就像我们同样很难指望平时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里总想着少干活多拿钱、甚至千方百计揩点公家油水的自己，有朝一日当上了大官后，就会突然变成廉洁奉公、兢兢业业的包公、海瑞。这里面的唯一区别只在于，我们走路和骑自行车闯红灯，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伤害的多半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我们在单位里揩点小油，也不太可能对社会造成多大的� 害。由此可见，与其说我们仇视超速飙车、酒后驾驶、违章停车、或者大到贪污腐败，不如说更多地是对我们自己买不起宝马别克、当不到高官的怨愤。
但请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这么说绝不是呼吁大家返躬自省。事实上，我一向坚决反对把所有的问题泛道德化。我还进一步认为，我们走路骑自行车闯红灯、在单位里干点顺手牵羊的事儿，基本都用不着内疚——那些有特权的车可以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警察不仅不会罚他们的款，还得为他们清道；那些有特权的人可以为所欲为地将数以亿计的国有资产占为己有，还让媒体把这当成企业改革的业绩来歌颂……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犯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
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一个法治严重缺失的社会里，许多问题都会变成类似的"好政府造就好公民还是好公民造就好 ��府"的死结。
我的一位颇有名气的网友朋友非常喜欢说下面这句话："我们没有私仇，只有公愤。"我想他的意思显然是：私仇是见不得人的，因而是坏的；公愤是光明正大的，因而是好的。可是我却一点也不这么认为，依我看，情况正好相反：所有的私仇都是有理由的，只要有公平合理的平台，都是可以化解的；但公愤却很可能是不可理喻的。当公愤是指向"富二代"而非"飑车"、指向"宝马车"而非"酒后驾驶"、指向"高官"而非"贪腐"的时候，它所掀起的对立，就是整个社会之大不幸。
写于2009年7月29日，发表于2009年7月30日《潇湘晨报》我的个人专栏
这个社会从来不给民工示弱？
Fri, 31 Jul 2009 11:04:00 +0800
作者：肖川 | 评论(17) | 标签:时事观点, 所见所闻, 中国, 社会, 言论自由, 无中生有, 生活, 媒体
由于贾樟柯抵制纪录片《热比娅》，而我本人一点都不了解热比娅，开始以为她是类似于埃塞俄比亚一样的地名。但我说了贾樟柯不该拿抵制《热比娅》纪录片的事情作政治避嫌秀，就这样有些人不看我写关于为什么贾樟柯不应该回国的观点，一味地去说我不了解热比娅就不要乱说。我本身是不了解她，就没有乱说，只是寄希望贾樟柯等导演有机会了解，可他们回国了。为了深入了解热比娅，免得以后说她的时候也没分量。这时候人民日报满足了我，旗下环球人物使用热比娅做了一期封面，但说热比娅吧，环球人物把康熙年间的噶尔丹都拉出来做了垫背的。环球觉得如今的中国跟清朝初期还是一个样，这种傻逼想法叫我怎么理解。所以在此我也不说性感词热比娅，我来说民工。
p> 今夜北京突然暴雨倾盆，让人无法安眠。我来到网吧，这时网吧门口闯进了几个民工，之所以说闯，是因为外面的雨确实够大，他们一行六七个人进来直接先把东西放在地上，然后要求网吧给他们几个位子，他们坐坐就行。但我们知道，网吧是营业性的也不是旅社，一般谁让他们免费休息是吧，再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余秋雨所说的大爱国家，详解就是大家相互都不爱除非男女要做爱。那么那几个民工不会上网也只好要求给他们安排两个机子，然后其他的几个就可以有位子坐了。但在准备开机子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跑进来说，你们说给多少钱吧？几个民工说，给什么钱，车费五十不是已经给了么？原来这个人是送他们来的司机。司机说别鸡巴乱扯了，我说我的车坏了，你们该给多少钱？这个时候我走出去看看了那司机的车，后面的刹车灯给撞裂� �，在这之前也听其中一个民工带了一句，真的撞坏了，我就以为是这几个民工干的。通常我们的新闻也是这么播的，坏事都是民工跟外来户口的人干的，所以我就这么想了。这是一个年轻的民工说，也不是我们弄坏的，给什么钱，再说本来车费三十，我们看下这么大的雨还多给了你二十呢？司机说，二十顶个屁用，我们的车现在撞成这样了，我都是做好事送你们，你们还不认帐，好事做成坏事了。这下一个穿着火箭队队服的中年民工说，这个肯定不给钱，你说要不是下这么大的雨，我们也不会打车是吧？那个司机一听这话又跑到车子那个刹车灯哪里仔细看了看。我就趁这个机会问了问那几个民工，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中年民工说，我们做他的车，他开车撞到一棵树上面去了，结果就撞成那样了，我说，这样还有什么好扯。司机看车了，这几个民工又都进到网吧里面，因为外面的雨太大了。司机没看几分钟又闯进来说，不管怎么样了，你们拿五百块钱出来这事就算过去了。那几个民工说，好笑，你自己撞得，我们给什么钱。司机振振有词地说，我要不是做你们这个好事，我会撞吗？当时听这话，我是理解不了这个意思。开车技术，难道在做坏事的时候相对提高一些。这时那几个民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司机接着一大堆要求给钱的说辞。又是那个中年民工说，你要赔，你找保险公司啊。司机说找什么保险公司，我这里又损失几百块了，原来这司机是北京很多开黑车当中的一位，所以没有车险。后来就双方不服输，民工也没什么错，而且他们人多对着司机一个人。可就在僵持的时候，司机突然冲上来，掐着一个半老年民工的脖子说，你今天打算怎么办吧？像要打架的� �势，就被网吧经理给都弄出去了。我想，这打架，那司机死定了。民工有人又有家伙，而且新闻报道通常说他们很能打。可在外面没打起来，其中一个年轻的民工说，那好，打电话找警察来看看，到底是谁的错，边说边掏手机。这时司机一个猛冲一把拿住了年轻民工的手机，说你打我就打死你，但还是没打。这个年轻民工一看这阵势，就拿起拳头准备打下去，但他还是忍住了，而且旁边的几个民工都说，这么大的雨，人家也不容易送我们，打什么打。就这样给拉开了，但司机还是推了那个半老民工一下子。又僵持了一会儿，司机估计自己万一打起来绝对吃亏，就开车走了。而后这几个民工也不敢在网吧逗留，马上就走了，因为他们怕司机去叫人反追回来就惹麻烦了。
倾盆又打雷又暴雨的半夜，也不知道这些民工该怎么过这么个鬼天气的晚上。但这个时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司机在面对六七个民工的时候，他还敢抢先动手，而且完全是站在歪理的角度上。这里完全体现了这个社会把民工看成了软柿子，专拿他们欺负，如果这司机今天是碰见几个大学生，我敢相信他是绝对不敢举动动手的。哪怕是几个女大学生，他也是不敢动手的。因为他是一个开黑车的，这在北京一报警，他就玩了，车就被扣押了。然而他在面对民工的时候，毫无惧色，好像他面对的是几头绵羊一样。当然形成这种现状，我想我们中国的媒体是该负责的。你看我们纵观中国大小报，有多少宣传坏事的时候都拿民工去垫背，除非央视偶尔为了突出农民增收的时候偶尔拿他们做光辉的形象出现，而且他们这个时候还要强颜欢笑。
吃财政饭的临时工——吴思笔下的白员
Fri, 31 Jul 2009 11:04:00 +0800
作者：自由之鹰 | 评论(7) | 标签:血酬, 政治, 民主, 民生
"白员"这个概念，就像"潜规则"、"血酬"一样，都是吴思先生的"杜撰"，泛指政府编制外的官吏。虽然在此之前，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词语来指称这部分人，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而且是比编制内官员的数量更为庞大的一个群体，对于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一直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普通百姓眼里，他们和正式的官员并无二致，但他们为什么会存在呢？好像就没有多少人想过了。
我有一个在法院当文书的朋友，属于"临时工"性质，挣钱不多，管事却不少，只要和他聊天，基本上就是听他发牢骚，而"中心议题"也只有一个，就是在他看来，和那些享有正式编制的国家公务员相比，他们这些"临时工"的收入还不及前者的一半，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公务；也就是说，编制内的公务员基本不干活，而干活的人拿钱却很少。像这样的描述，我不知道究竟是我那位朋友的夸大其词，还是基本属实，但无可否认的是，大大小小的政府机关到处都"活跃"着这样一群"临时工"，也就是吴思笔下的"白员"。他们不是正式的公务员，吃的却是财政饭；他们履行着属于政府的职责，却又置身于政府的正式编制之外。面对这样一种似乎自相矛盾的普遍现象，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一书中， ��整章的篇幅为我们分析了这一现象，对于"白员"在官场中的存在，他解释道，"接纳白员其实是很合算的，干部的工资由国家规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将工作交给那些临时工去做，却又不影响自己的收入，而且也不用担心他们干不好，进而影响自己的"官声"，这样的好事，谁又何乐而不为呢？如此看来，我那位给法院打工的朋友说的应该是真的。想当年我做报关的时候，在海关也发现过类似的问题。诺大的报关大厅里，每日忙忙碌碌处理单据的几乎都是临时工，而真正穿海关制服的那些国家公务员却清闲得要命，工作时间喝茶聊天打电话，一个比一个花样多。我当时就很纳闷儿，他们既然这么闲，那为什么又要安插这么多人呢？而且很显然，双方对于自� 的身份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认同，这边厢虽然忙得焦头烂额，却绝不会妨碍那边厢闲得理直气壮，双方都不认为这样有什么问题，好像一切的差别都是天经地义的一样。然后，关于收入，据我当时的了解，那些临时工的月薪是1500元，请注意，这是在南方沿海城市，一个普通的海关关员每月工资加各项补助可以高达7000—8000元，而这还不包括其它灰色甚至黑色的外快。如此悬殊的差别，他们双方都很清楚，却又不妨碍他们各司其职，也各安其份，好像每一个人都活得心安理得，试问，这是为什么？
另外，不管白员或临时工能分担多少工作，也不管他们的收入比编制内的公务员要低多少，那总归是一笔开销吧，而这笔开销又由谁来承担呢？他们双方吃的都是财政饭，唯一的不同在于，公务员的工资在上级部门是有备案的，临时工的报酬却无� 或不能上报，而是由地方财政或各部门自行支付。但无论如何，只要按编制的标准来衡量，付给白员的酬劳都是一笔额外的开支，而这部分开支最终是要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那么，社会承担这笔开支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在当代西方的观念中，官府和民众的关系只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民众掏钱纳税，购买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譬如安全和抗灾。官吏衙役及其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完全取决于民众愿意掏钱购买的数量"，而超出的那部分就是多余。很简单是不是？但只要放在中国，这条标准就变得很理想。当经济低迷，工作越来越不好找，进入"机关"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而随着公务员队伍的日趋庞大，处于外围的临时工或白员的数量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于是吃财政饭的人就越来越多。
吴思先生在文中打了一个比 ��，他说好比一个牧场，牧有牛羊百万，原本精挑细选了一万名牧工，可过一段时间后，牧工增至90万，于是十羊九牧，多出来的那89万人则无异于虎狼，而牧主此时就动了杀心，因为他见不得虎狼糟踏自己的心血。但裁员哪那么容易，这些后来的白员当初为了能吃上财政饭，都是花了钱的，对于他们而言，那可能就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笔投资，还指望着回本取利呢，现在说不算就不算了，这不是逼着他们来一场阶级斗争吗？于是裁员的结果只有一个，即那位想裁员的人自己被裁掉。随着时间的推移，想吃和已经吃上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而从事生产、纳税的人却越来越少，分摊到每个纳税人头上的支出也越来越高，最后就是牛羊愤而雄起，将牧工杀个稀里哗啦，顺便也将牧主一脚踹死。再接着又是群雄争霸，直到产生新的牧主，如此治乱循环� �王朝更替，就是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的自我校正机制。
可能扯得太远了，但希望在哪呢？（自由之鹰）http://yinjunzi1975.ycool.com/
真假胡斌：绝对不信任导致绝对的怀疑
Fri, 31 Jul 2009 10:35:00 +0800
真假胡斌风波初起之时，我压根没怎么注意。不料越传越神奇，连替身是谁都被网友搜了出来。搞得本来并不认为有这么一回事的谭卓父亲，也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最新消息，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确认，出庭受审的胡斌就是那个肇事者胡斌，并决定不提出抗诉。之前，当地法院和警方也已作出明确回应。
可这事情会随着相关部门澄清而马上偃旗息鼓吗？看来一时半会消停不住。那位被当作替身者的"张礼礤"，正主儿（姓刘）已经发声明表示自己和胡斌不认识了。可这边又有一段视频流传网络，指认疑似替身曾出现在肇事现场。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并非因为我住的地方离肇事现场不远，更不是说我有什么内幕消息。� �和大多数人所面对和接触的信息都是一样的。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无非依赖于常识性判断。在我看来，就算当地司法部门敢让胡斌逃脱罪责，使用替身无疑也是其中最愚蠢的办法。
从操作上，司法机关要"帮助"胡斌，首先可以直接判他个缓刑。这是以往这类交通肇事案的惯常处理方式。既有先例在前，又有法律依据，公众不满意，那也质疑不到法院具体个人头上。判实刑，却让替身坐牢，以这桩案件的社会影响，把整个法院收买了，他们都未必有这个胆量。其次，还可以判刑后再掉包。那时候，胡斌在牢里，谁知道真假？公然在媒体和公众眼皮下换人，基本上等于现场犯罪。法院的工作人员难道不要乌纱帽了？再不济，判完刑坐一段时间牢，随便拿个什么借口给保释了，也比掉包强。
就这桩案件而言，掉包的成本这� 高，后果这样大，根本不可能发生。包括胡斌的家人也不敢这么干，甚至想干都干不成。可为什么大家说得如此煞有介事？最大的原因在于，公众对这桩案子能否公正处理本来就抱有怀疑，因此宁愿信其有而不愿相其无。这是一种对司法体制绝对不信任所导致的绝对的怀疑。"70码"事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社会思维的产物。因为我不信任你，所以你无论做对做错，我都认为你是错的——如果你没错，那是我还没找到你是怎么错的。
虽说有一部分人这么想，也很正常。但从网上调查来看，很大一部分人都这么认为，并且坚信不疑。这都是些什么人呢？我所知道的，这些天来不少人问到我这里，他们大多是媒体和评论圈的朋友。当我把自己的分析告诉他们，有人不屑地回答："现在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受职业训练，按理 ��他们对媒体和舆论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不至于不加思考就加以轻信。如果连他们都强烈地质疑这件事情，可以想见问题有多么糟糕。
这也是真假胡斌风波中，最让人感到恐惧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胡斌是真是假根本无关"全局"。因为这种绝对的不信任所导致的结果，根本上是舆论和司法的严重对立。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如果司法行为受到绝对的怀疑，其后果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公众当然有权质疑政府和司法部门，政府和司法部门也有义务和责任对公众有所交待。但这种质疑是出于理性的原因，而绝不是出于一种极端情绪。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当然，我们可以说，正因为大量的司法不公才导致了普遍的不信任。就此而言，不能把目前的状况单纯归咎于社会舆论一方。要化解公众的质疑，根本途径也在� �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但是，公众和舆论同样有必要站在客观立场上，就事论事地区别看待不同事件。否则，舆论和司法的关系只可能陷于无解的可怕僵局。
2009年7月30日
英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味蕾
Fri, 31 Jul 2009 10:01:00 +0800
伦敦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悠久的历史文化，美轮美奂的建筑，丰富诱人的美食，精致的生活方式，每每令我一想起要去伦敦，便心驰神往。尤其伦敦以美食都市著称的一面，丰富精致要超过另一个美食之都香港。大快朵颐或浅尝细品，觥筹交错之中和老饕朋友切琢交流，还可以提高烹饪技术，为生活平添许多快乐。
在伦敦享用美食是一大快事，尤其从美国来。伦敦的美食餐馆遍布全城，据说囊括了全球各国各系的美食。不过要说英国菜本身，就不敢恭维了。最喜欢对此冷嘲热讽的是法国人。记得那年英国和法国争夺奥运会举办权，法国总统希拉克居然公开说"英国食品是世界上除了芬兰饭以外最糟糕的食品，你怎么能相信饭烧得这么差的人"。英国人闻言大怒，结果引起 ��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人彼得·梅尔在他的《普罗旺斯一年》里写道，在他家做泥水工的法国工匠，对美食颇有心得，提起英国菜的时候，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开来的话："英国人杀羊杀两次，一次夺去羊的生命，一次夺去羊的滋味。"令彼得·梅尔面上无光，讪讪而去。
英国菜比较有名的是"鱼和薯条"，属于风味快餐，做得好，还是可以一尝的。有一年去湖区，在一家乡村小酒馆吃过一道烤青椒酿奶酪，浇上店家自做的酱汁，颇有点意大利风味，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英国菜，算不算英国风味则不得而知，在伦敦一些本地餐厅也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去PUB，里面的食物基本上就可以说是英国风味了。去年去爱丁堡，在皇家英哩大街一家餐馆，特地点一道苏格兰传统风味菜haggis，据说是把羊的内脏粉碎后和燕麦一起放在羊胃� 烤熟，然后切出来吃。菜端上来后，只尝了一口就不由地发呆，心想如果每天要吃这种东西，那可真正叫做："直面惨淡人生"了。
英国人不善烹饪，但英国人善于收集美食餐厅。伦敦拥有的顶级餐厅是全球最多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就有45家，《美食》杂志有一次评选全球TOP50餐厅，伦敦囊括14家。但这些顶级餐厅多半是法式，意式，日式等，中餐馆也有跻身米其林一星的，就是没听说有英式的。除了高档餐厅，中低档次里，也能找到有水准的美食餐厅。这次去伦敦，见到几位好久不见的朋友，他乡遇故人，高兴之余，大家相约在小威尼斯河边一家中餐馆聚会，后来又在机场附近的一家名为"东海"的中餐馆聚了一次。这两家餐馆的菜肴都颇具水准，尤其是"东海"，可以说和香港的一流酒楼几乎没有区别。
中餐在海外能够做 ��丝毫不走样，并不容易，一是厨师必须是中国人，这和味蕾的基因有关。二是食材要保证正宗新鲜。三是不能迁就当地人的口味。尤其是后者，记得有一次去瑞士卢塞恩，到中餐馆吃饭，点糖醋排骨，端上来是排骨浇番茄酱，点糖醋里脊，端上来是里脊肉浇番茄酱，令人哭笑不得，可是老外朋友吃得不亦乐乎，啧啧称赞。这种例子可能比较极端，在中国人少的地方，入乡随俗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在伦敦遍尝各种风味，心满意足之外有时不免困惑，想起袁枚《随园食单》里录有《典论》日："一世长者知居处，三世长者知服食"。英国人的居处美且讲究，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也称得上精致不输法国人，何以"三世"的N倍了，英国菜还令人不敢恭维？
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美国和英国是有渊源的。美国菜也是令人不敢恭维，汉 ��薯条炸鸡牛排，实在乏善可陈。而且美国还不如英国，英国菜不好吃，但是在英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其他风味的美食。美国菜不好吃，但是在美国很难找到其他风味的美食，纽约和旧金山例外。其他地方，不是没有，而是很难找到。这里特指美食，一般的风味饭菜不在其中。
有一次提起这话题，有朋友一笑说：无他，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味蕾不够灵敏而已。我对人种没有研究，不免将信将疑，但细细想去，也不无几分道理。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大都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种，这几个国家，是都不出美食的。一个好厨师一定得具备丰富和敏感的味蕾，这是好厨师的天分所在。有了好厨师，还得有好食客。例如中国菜名闻天下，中国人的味蕾也当然丰富敏感，没有好食客，好厨师无人欣赏，美食佳肴便无法代代相传而最终成 ��一个体系。
《中庸》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大意是人没有不吃吃喝喝的，但是真正懂得美味的人很少，如果味蕾说能够成立，这句话大概就比较适合英美人。对中国人来说，整体上知味的，肯定要远高于英美人。
不过在海外呆着久了，虽然遍尝各种风味，但是累了，倦了，病了，最想吃的，也还是中餐，这就不光是味蕾的问题，而是中国胃的问题了。
一次真正的G2大会
Thu, 30 Jul 2009 23:40:00 +0800
作者：港媒直通车 | 评论(4) | 标签:中美关系, 出口, 外汇储备, 美债, 美元
上一轮的八国峰会曾被国际媒体炒作成为G2会议，后来证明是言过其实，而刚刚落幕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G2会议，二十八号的《信报》社评认为，其影响力足以牵动整个国际大局。
而三十号《信报》练乙铮先生的文章则认为，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协议，会议的作用也只是在于让"上场不久的美国政府高层决策团队和中国对口官员见见面，彼此熟络一下"，" 关键的讨价还价要等下一步"。
不管外界评价如何，先让我们看看这次聊天都谈了些什么。
大背景仍然是经济危机，目标在于中美两国如何并肩作战，互惠互利，大哥带着小弟一起冲关。所以，无可置疑本次对话，话题是以经济为主，顺便提及所谓的战略话题。
经济在于务实，战略在于务虚。在经济对话方面，《信报》社评提出了两个概念，叫做旧问题和新议题。旧问题是指过去纠缠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涉及经贸、金融的，比如人民币汇率问题，贸易保护问题，在当前经济上位完全复苏的时候，这些旧问题双方皆倾向于避而不谈，文章说这是"暂时的平静"。
而新议题则是指美债和美元价值。中国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七成多是美元资产，中方要求美国保证中资安全，而美国除了信誓旦旦也并没� 其他可以做的。社评建议，中国应该要求美国开放更多领域让「华资」能够进行各类收购合并，减轻中国大量向美国输出货品造成的不平衡。
社评说，在战略合作方面，气候变化和新能源是主要项目。虽然港人更关注与经济相关的议题，但是气候和能源其实已经主宰了欧盟和美国的国策，现在正逐渐上升成为中美之间的主要讨论议题。
练乙铮先生的文章从更深层次分析了此次中美对话。文章说，最引人注目的经济话题就那么两个：中国美元资产保值、中美经济再平衡（"rebalancing"）。两个问题其实很相关，因中国手头上积累的超大额美元资产，相当大程度是两国经济关系失衡的结果。
文章主要分析了两国经济失衡背后的结构和政治因素。一般来讲，中美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美国人爱花钱，中国人爱省钱。但� ，从零五年一来，美国人的储蓄率已经从0.8%上升到了6.9%左右。看来美国消费者由奢入俭并不是太难。但在中国，让整体消费者由俭入奢却相当不容易，因为这牵涉到结构性的原因，特别是贫富严重不均。文章引用了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
造成贫富不均的原因既有结构性的，比如城乡二元体制；又有政策性的，比如大企业和国企相对于中小企业更容易拿到银行贷款。政策性原因里面又混杂着结构性因素，比如很多大企业和银行主管都是有关系的高干。所以说，要改变这些错综的因素，相当困难。
一方面，穷人没钱消费；另一方面，富人也不是随意消费，他们更倾向于投资。这样一来，整体消费低，整体投资高，导致产能失衡，不得不靠出口来解决，外汇自然越来越多。
文章提出一个短期的应变之道，就是政府还� 于民，简单的说把外汇结余的相当一部分派发给低收入家庭作消费之用。但对于我国来说，这种方法在经济上虽然有效，在政治上却行不通。
– ‐‐——– ‐‐——– ‐‐——– ‐‐——– ‐‐——– ‐‐——
□ 每天乘坐港媒直通车，带你了解中国更多。专注有思想的时事评论，和原创有新意的文化评论
□ 全文链接：http://www.v2en.com/2009/07/a-real-g2-meeting/
我们如此不了解自由
Thu, 30 Jul 2009 23:19:00 +0800
1
雷蒙·阿隆的《论自由》 ，几乎是一本小册子，可是却有着一种巨大的声音：自由已经成为不同社会的基本问题。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托克维尔，无论是美国的民主文明，还是东方高扬的社会主义旗幡，似乎都要把自由认定为自己矢志追求的目标。
托克维尔如此说道："专制者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唯独他才配享有自由；对此大家并无歧意，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
马克思说得更让人感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托克维尔出身古老的贵族家庭，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倡导者。在自由的阵地上，两个人似乎具有某些类似的理解。雷蒙·阿隆显然看到了这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从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入手，主张重新阐释，试图在两种政治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在阿隆看来，社会主义的理论鼻祖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否定人的自由发展，因此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部分观点便存在着值得商榷的余地。如此，作为哈耶克理论的范本，美国政治制度是否背弃了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真正理念，舆论的作用和权力的人格化在当下技术性的世界里，会怎样隐性消解人的自由，更是值得考量。
所以阿隆在书的结尾处，拿出了一个理性的结论：我们珍视"自由的意义本身……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走向灭亡；如果没有每一个人都能自己作主和自主行事� �环境，那么自由就是不可能的。" 看来，雷蒙·阿隆把他的立足点定位在人的主体性之上，在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之后，再一次提醒我们，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是一切自由的核心要素，无论是国家自由，还是个人自由，无论形式自由，还是现实自由，无论是古典自由，还是当下的自由，无论社会自由，还是精神自由，人的价值才是我们的第一主题。
2
近年来，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为中国缺少自由观念，并由此断定中国历史中的人很少享有自由。争论由此开始，有人在中国古籍里能够找到各种对自由的阐释。比如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就是一种自由精神，"君子和而不同" ，更是一语中的，显示出古代中国人对自由的深刻理解。《大学》里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人生程序，也是很清楚的说明：中国人早就理解到社会结构的形成，是从个体建设逐步推进到群体的，所以余英时先生指出，"承认个体先于群体，实际上已涵摄了社会自由的意义在内"。
关于精神自由，中国古代文学典籍里更是比比皆是。杜甫诗云："送客逢春可自由" ，对春天来临，人如同草木一样自由生长的场景无限向往；王安石诗歌："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柳子厚诗云："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 ；宋代僧人道潜也有诗歌提到自由："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这些关于自由的抒情说辞，都是关乎心灵状态，让人想起某种无拘无束的超脱之感。
孔子一辈子提倡道德自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应该算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划出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之间的界限。可见，中国人有史以来就有自由观念，只是这种对自由的理解与雷蒙·阿隆的《论自由》相去甚远。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精神自由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但在社会自由方面却发展甚少。所以，有人把这种精神领域的中国式自由称为"散漫的自由"、"一盘散沙的自由"。这种自由既不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人权，也不是统治者赐予的特权，而是松弛的社会组织与不完善的统治技术所遗留下的精神空隙。还是余英时说得好："尽管它随时随地都存在，然而也随时随地都有丧失的可能。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没有经过制度化，未能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
3
沿着雷蒙·阿隆的方法论，结合余英时先生的思路，我们能发现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偏差在哪里？我们应该沿着怎样的路径来建设我们的自由。
最醒目的自由理论偏差可能就是毛泽东的檄文《反对自由主义》 。
毛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了自由主义的严重危害，说它是革命集体组织中的一种"腐蚀剂"，它"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 ；文章还分析了自由主义的来源，指出它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 。文章最后还号召全体党员和革命同志起来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延安"整风运动"和历次党内教育的重要学习文献，成为从思想上建设党的锐利武器和党员党性修养的座右铭，也成为大多数当代中国人理解自由的标准答案。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对自由的理解主要局限在精神领域的"散漫的自由"、"一盘散沙的自由"，而对社会自由，自由权利却没有进行最基本的思考。因此，接下来的历史事实就是：以反对自由主义的名义，剥夺每个人的自由权力，暴力和强权、否定一切的单元思维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主要逻辑，而沟通、多元、人的主体价值则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对自由的理解由此降低到泛政治的层面，并离普适性的自由文明价值越来越远。
最醒目的自由行为偏差可能是文革时代的造反派行为。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袁素娥等人批斗校长卞仲耘，一群孩子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就将自己的校长关押，用带铁钉的木棍殴打，卞仲耘昏倒在厕所里，他们把冷水泼在校长的身上，并呵斥她装死。一些不了解文革，也不了解自由理念的人曾经认为，文革时代是中国人少有的自由时代。谬误就在这里，一方面，当时的学生们的确拥有"散漫的自由"、"一盘散沙的自由"，甚至拥有随意剥夺他人权利的自由，但同时，他们的所谓"自由"是以伤害他人为目标的，这样的自由，背离了人的价值这一基本前提。
这样的历史场景真是让人伤心，看来对自由的理解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人听见自由二字便火冒三丈，有人则高举自由的幌子在那里胡作非为。有人把神圣的自由权利看成是无耻的自私自利，有人则又借用自由的价值，将国家、法制置于脑后。人们似乎总是站在几个极端的地方讲自由，要自由。所以罗兰夫人很生气地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罗素可能是比雷蒙·阿隆更重要的自由主义大师之一，他在《什么是自由》中开篇就说："自由的种类很多；有的世界上太少了，有的又太多了。但若说我们可以有太多的任何种类的自由，那么我们得接着补充一句：只有一种自由是我们所不希望的，那便是减少他人自由的自由" 。仔细揣摩罗素的话，他首先点破的是自由好坏善恶之别，不可以笼统地以为任何自由之名的东西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其次他将自由设定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如此推论下去，马克思对古典贵族自由主义的否定，与后来哈耶克等人对马克思自由理念的忽视，包括毛泽东对自由主义的狭窄理解，文革时代学生对自由的滥用，都是已经或者试图"减少他人自由的自由"，是某种对他人权利的有限剥夺。
如此看来，生活在当下，我们一方面要警惕那种以"集体自由"、"国家自由"、"阶级自由"为借口来剥夺个人自由的言论和行为，另一方面又必须警惕那种以"个人自由"来消解"社会自由"、"法制自由"的非理性陷阱。后者盛行之后，则必然出现群体性的盲动；前者盛行之时，独立思维能力稍微不够的人们，就极有可能把个人的自由权利悉数拱手相让，彻底丧失个人价值。
所以还是雷蒙·阿隆说得好："我们珍视自由的意义本身"，也就是说，我们守卫自由，但我们也尊重他人的自由，这种宽容、理性的自由精神，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的终点。
半生缘，一世情
Thu, 30 Jul 2009 22:43:00 +0800
如此兴师动众的看一部电影，于我还真是第一次。
决定要看《半生缘》这部电影之前，我做了一个计划：准备花一个月的空余时间，先把张爱玲的这部原著小说看完。那时候正在迷张爱玲，看了她的《流言》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陆陆续续又看了几本，却发现还是她的《流言》最好。
说起来，那已经是去年的事了。
去年秋末冬初，就在我准备按部就班的实行"《半生缘》观影计划"时，却因缘际会到南京出差了几个月，说是出差，平时的空闲时间还是很多的。工作的地点在远离闹市、偏安一隅的大学校区，闲暇下来，无事可做，只能看书。在这种情境下，我自然选择了张爱玲，选择了她的《半生缘》，因为《半生缘》的故事就发生在南京和上海。
仿佛是一种缘分，于此地读关于此地的书，有一种按图索骥的味道，又似乎是不小心闯入了一个虚拟游戏的预设场景，剩下的只有不由自主的角色扮演，因而故事虽然发生在民国时期，我依然能够强烈的感觉到那些人物的悲欢离合。以至于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没有像原定的计划那样，接着看《半生缘》这部电影，担心电影那过于现实的形象影响了文字隽永的意味。
这一搁就是半年，直到最近看张爱玲的《小团圆》时，才想起半年多以前那未完成的"《半生缘》观影计划"，于是接着进行下去。这半年的斗转星移与物是人非，令我在看这部电影时，更加感动与唏嘘。现在想起来，《半生缘》于我而言，已不是一部电影或是一本书那么简单，它是我这一年多的生活轨迹，或许将是我这一生的情感宿命。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我非常喜欢小说的前半部分，对于世钧、叔惠和曼桢他们三个之间的描写，像那个时代任何普通的男男女女一样，他们往来于南京与上海之间，编制着各自的爱情故事。那些爱情中小伎俩，善意的猜疑，幸福的嫉妒，一个手势、一抹微笑、一声叹息、一段言语中意义的揣度，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依然投射在如今的这些男男女女的爱情身上。无论是小说中张爱玲白描般语调的娓娓道来，还是电影中许鞍华怀旧般色彩的浓意再现，世钧和曼桢的爱情，在文字和影像里起初都是令人羡慕的。
随着感情的发展，参与到这段爱情里的人越来越多，双方家庭的介入是最主要的，他们的爱情已身不由己，甚至成为了别人手里的一枚棋子。小说的后半部分，情节异峰突起，姐姐为了留住自己的男人，竟不惜出卖自己的妹妹，而那一边，男方的家长为了留住家业和名声，也暗地里拆台，可怜一段美好的爱情，就这样夭折了。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后半部分的故事，很有些当时流行的传奇小说的味道，尽管张爱玲的小说一直受传奇小说的影响很深。不过张爱玲也自有她的道理，她的小说永远都在表现那个时代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姐姐为了挽留自己的荣华富贵不惜破坏妹妹的爱情甚至于她的贞洁，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惨？看上去是姐姐害了妹妹，实际上双方都是受害者，幕后的黑手是当时的社会制度，以及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男权意识，当然，她们自己也难辞其咎。
或许是由于电影的长度限制，或许是许鞍华导演了解到了当下的现实背景与当时张爱玲创作小说时的背景已经不同，所以《半生缘》的电影削弱了小说后半部分的情节冲突，而且对张爱玲尤其擅长的七大姑八大姨之间的角力描写，也进行得大段的删除，使得电影比小说凝练了许多。
曼桢被姐姐锁在家里，世钧去找她，没有结果，从此各走各路。
一别，就是十多年。
我知道他们之间会再见面的，应该就在书的结尾，或者电影的结尾。
记得当时看书的时候，特别想跳过那传奇色彩很浓的后半段，直接进入结尾，看看十年后，他们重逢的情境，但是最终忍住了。继续一页一页的翻着，等到最后只剩下薄薄的几页时，仿佛真过了十年，他们重逢了，在叔惠的家里，此时，已让人泪眼婆娑。
《半生缘》最初发表在五十年代初，当时名为《十八春》，六十年代末，张爱玲去美国后重新修改出版，改名为《半生缘》。就一部长篇小说而言，《半生缘》对于《十八春》的修改并不是很多，惟有结尾部分，却变化最大，特别是"重逢"那一段。在《十八春》中，曼桢与世钧重逢的当晚，他们提前通过电话，然后又在叔惠家偶遇，而到了《半生缘》里，则把通电话的那段删掉了，改为直接在叔惠家偶遇，这样一来，大大增加了戏剧的张力，观众为他们重逢所积聚的情感，在那一瞬间完全爆发，较之《十八春》里分为两次爆发，其力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电影里的"重逢"这一情节，也是追寻着《半生缘》而来，所以其感染力也很强，但是由于电影的时间限制，观众为他们重逢所积聚的情感并未达最高峰，最终其力度并未像小说那般强烈。这就是小说和电影的最大区别，阅读一部小说需要很长的时间，观众可以完全沉浸在故事里，与里面的人物经历同样的浮浮沉沉，悲欢离合。电影短短的两个小时时间里，观众虽然也可以入戏很深，但字幕一出，灯光一亮，语境一变，他很快又回到了旁观者的位置。
从《十八春》到《半生缘》，从小说到电影，从张爱玲到许鞍华，同一个故事，尽管结局不同，表现形式不同，阐释者不同，观众不同，但是里面的人物和命运却是相同的，那些粉墨登场的诸多人物中竟没有一份爱情是圆满的，尽管最初它们都是美好的。"生命是一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所有的作品都在传递着这样一种生命哲学。
在今年刚出版的号称"张爱玲最神秘的小说遗稿，浓缩其毕生心血的巅峰杰作，全球三千万张迷都在翘首期盼"的《小团圆》里，张爱玲说："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爱情都没了，还能有什么东西在呢，即使有，还有意义么？在《半生缘》里，十多年以后重逢，曼桢问世钧："你幸福吗？"，世钧想了很久才说："我只要你幸福。"或许这世界上任何一个重逢的场景都会有这样的对白，尽管这对白的背后隐藏着千万种不同的意义与情感。半生的缘份，一世的感情，也只能如此吧，又能怎么样呢？
http://www.mtime.com/my/1001858
此邮件由系统自动发送，请不要直接回复该邮件，该服务由Feedsky提供技术支持，祝您使用愉快。
博文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