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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让世俗荣誉掩盖季羡林晚年反思
Mon, 13 Jul 2009 14:48:00 +0800
7月11日早上，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大学者先后以高龄离开人世，让人不胜唏嘘。在未来几天内，相关回忆文章和悼念文字想必不少，他们的人生、思想和著作，也将为人们所缅怀和阅读。
这时候，忍不住在想：曾为季羡林先生所力辞的那几顶文化高帽，会不会又被捡起来放到季老头上？对于一些人把他当做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和国宝，季老不仅极为反感，且专门撰文要求"摘帽"。季老肯定是当真的，可总有人认为这是老人虚怀若谷。而我以为，透过这一桩"学术公案"，或可窥见季老晚年的心态，以及他对自己的学术人生的反思。
这三种尊称，"国宝"一说最为不堪，毋庸多谈。以"学术泰斗"称誉季老，原本并不过分。毕竟处于当下这一时代，学术凋� �，文风不振，文化老人日渐凋零；而以季老的学术贡献及长达数十年的教书育人成就，"泰斗"之词或有溢美，终究差不甚远。其实，从季老文章的意思看，谦辞不就可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或许也是他对那段无法静下心搞学问的年代所表达的一种抱憾。
季老说："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 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那一段岁月，正值季老学术壮年，却又什么都不能做，这自然是十分痛苦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季老再赴德国，造访他学术上的父亲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教授（Ernst Waldschmidt）。当季羡林毕恭毕敬地将他当年偷偷摸摸翻译的《罗摩衍那》呈献给恩师时，不料教授立刻板起脸来，责备他说：我们是搞佛学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季羡林无言以对，惟有沉默。这一段记忆，想必对季老刺激不小。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学术泰斗"在他看来也许是对自己一种莫名的讽刺。
至于"国学大师"一说，已有学界人士指出，称季老为"国学大师"其实是一种误会。季老的弟子钱文忠也撰文指出，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称季老为国学大师，也不奇怪。因为季老的学术文章，有兴趣读、能读懂的人太少� �。人们所熟悉的季羡林，其实是那一个写了大量散文随笔的文化老人。还有，晚年季羡林花了许多心思在捍卫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上。前不久，季老曾提出振兴国学的四点意见（坊间称为"季四点"）。据钱文忠所述，季老临终前仍然没有停止思考，正在酝酿和提出"大国学"的概念，并授权一家民办大学筹备"大国学研究院"。这时候，有人把季老当作复兴国学的一面旗帜，也属正常。 但对季老而言，舍其专业贡献，而追捧其"副业"关注，已然谬矣。
季老说，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对于这顶高帽，季羡林先生当然只能苦笑请辞了。
斯人已逝，惟有任人评说。国人讲究为尊者讳，死者最大，哀思之余或有溢美之辞，在所难免。这时候旧话重提，绝非对季老不敬，而是觉得，哀思之余，更当体会季老的良苦用心，尽量还原他的学术和人生，给这位东方学大师一个公允客观的评价，更不要让世俗的荣誉掩盖了一位文化老人的晚年反思。
2009年7月11日
被误解和被利用的宗教
Mon, 13 Jul 2009 14:32:00 +0800
专访艾提尕尔大清真寺伊玛木、哈提甫买买提明•卡日阿吉
（我在2003年的一个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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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南疆重镇喀什市中心的艾提尕尔大清真寺，距今已有五百六十年历史，历史上喀什噶尔古城的布局围绕艾提尕尔大寺成辅辏状。"艾提尕"意为"节日礼拜与节庆之地"，它是全疆乃至全国最大的一座伊斯兰礼拜寺，在国内外伊斯兰教界享有盛誉。九月二十七号下午，在地区伊协同志的陪同下我拜访了该寺德高望重的买买提明.卡日阿吉大毛拉，老人出身宗教世家，今年已经七十三岁，刚刚带领上万名信教群众作完乃玛孜（伊斯兰礼拜活动）。他在一间简朴的休息室里接受了我的采访。
郭：老先生您好，很多人印象中清真寺都是一个很神秘威严的地方，今天我在艾提尕尔大寺里却看到游人络绎不绝，还可以照相留影，十分祥和，这和我以往的印象大不一样。
买买提明.卡日阿吉大毛拉：这是对的，我们伊斯兰教本来就不是板着面孔的，否则怎么让群众来亲近我们呢。我们平时讲解可兰经讲得都是做人的道德，最基本的就是和善团结，要怀善念，说善言，行善事，我们清真寺要作一个表率。当然我们历代各位哈提甫（传经导师）和伊玛目（教长）也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
郭：可是现在电视上一报道国际上的一些暴力恐怖活动，常常会和某些伊斯兰极端组织联系在一起，这也使很多人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怀疑，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买：前不久几个美国记者来采访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说实话为了这个问题我也� 恼过，为什么这么多危害社会和群众的坏人老是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也许可以这么讲，一些怀着野心的人，要夺权推翻政府，凭什么让群众听他们的？这些人就利用自己了解了一点点宗教知识，盗用先知的名义，断章取义的曲解先知的教诲，蒙蔽一些无知的群众，披着宗教的外衣，说到底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目地。
郭：那么是不是伊斯兰教内在有一部分容易被误解为宣扬暴力的东西？
买：先知把可兰经留给我们广大穆斯林作为我们行为的指南是为了造福这个世界。虔敬的穆斯林应该体会真主把祥乐和睦带给世界的本意，谁按照真主指引的道路走，才是真主喜悦的人，就能通往天堂，谁被魔鬼引诱走上邪路给社会带来灾难最终就会下地狱。
郭：可是我看见一些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极端组织比如塔力班也说，他们也是秉承真主的旨意，� �是要造福人民。
买：这要看他们的具体行动，是否真的给真主的子民带来福旨。那些塔力班份子偏离了正道，强迫妇女带面纱，不让女孩子上学，把电视机砸掉这些愚蠢的行为是开历史的倒车，这些迷途的人没有真正理解真主的旨意，结果害了群众也害了自己。〔可兰经〕说："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者必不成功。"
郭：有一种观点认为伊斯兰是一神教，就是由于对正统的推崇，认为真主是至高无上的，这样心态不够开放，导致对异见的仇恨，特别对异教徒缺乏宽容，比如假设遇上有些人认为基督是至高无上的。我还记得在〔突厥语大辞典〕里有这样的语言"我们在佛像上拉屎。"
买：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先知说："哪怕知识在中国，也要虚心去学。"按当时的话来说中国是"异教徒之邦"。也就是不论什么信仰都不能封闭， ��自我欣赏，要虚心学习人家的长处。这是圣人的教导，何况我们中国是一个法制的国家，规定了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的自由。包括塔力班那些人炸毁巴米扬大佛这样的行为都是极端愚蠢的，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一定也会尊重其他的信仰和文明。
其实真正有学识的人会明白，克己恕人的宽容是真主伟大的德性之一，真主要人和人互谅互让，互敬互爱。穆圣当年传教初期曾受麦加古莱什贵族的迫害追杀，但当穆圣率领穆斯林光复麦加的时候却对古莱什人以德报怨，用博大的胸襟赢得众人的爱戴。〔可兰经〕教导我们："你应当以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那么，与你相仇者也忽然间会变得亲如密友。"
郭：很多外界对穆罕莫德有一句话有很深的印象"不选择伊斯兰，就选择剑。"
买：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穆圣任何的经典中都没有这样的话，这是出于对先知的曲解。先知为了让麦加的人信仰伊斯兰，筚路蓝缕十三年宣传他的观点，甚至没有让把一个人的鼻子打出血。最后当回到故土遭到异教徒的阻拦才奋起反击，那时是出于自卫。有些人有意错误的曲解先知，真正的穆斯林如果希望影响别人，靠的是自律而不是强迫，美德而不是暴力。虔敬的穆斯林要把祥乐和睦带给世界。即使在迫不得已自卫的时候〔古兰经〕也教导我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欢过分者。"
郭：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看到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会这么有市场？按他们的说法自己才是一字一句的秉承真主的旨意。
买：有些人是在谬解真主的原意来抬高自己，好像要封闭起来，甚至倒退回历史才是纯洁的� �斯林。
其实真主在很多地方都喻示我们穆斯林要跟上时代的进步。穆圣的时代，穆斯林骑马骑骆驼，但先知从来没有说将来有了飞机汽车，穆斯林不能坐，我自己多次去麦加朝觐坐的就是飞机。历史上交通不方便，我们老人死了都是用骆驼运尸体。现在科技发达了，有了汽车，还有一些极端的人脑子不开窍，站出来阻拦说：我们穆斯林必须要用骆驼运尸体。这就体现了这些人学识短浅。
先知在〔可兰经〕里就说，千年以后自然的奥秘会逐渐展现给世人。无论是科技、文化还是整个社会都在进步，穆斯林要和进步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任何一个宗教不能跟上这种发展最后只有被淘汰。我们说与时俱进也就是这个道理。
郭：您怎样看待一些人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号召要在各地推翻现政权，清除非伊斯兰的东西，建立政教和一的纯 ��国家？
买：对于这种思潮我到没有深入研究过，不过我想在中国十几亿人口，其中穆斯林只有两千多万，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信伊斯兰的主要只有十几个，我们是少数。可这片土地上，无论政府还是其他群众都很尊重我们，没有说你们和我们信仰不一样，就要把你赶走，把你清除出去，我们没有受到排挤。我想不出来有什么理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穆斯林反过来要排挤别人呢？
郭：如您所说〔可兰经〕教导大家要和睦团结，可是我们看到中国以外的很多地方，伊斯兰教内部派别纷争不断，对于〔可兰经〕有不同的理解常常用暴力来解决。这是不是很矛盾？
买：可以说一个母亲的孩子也又不同的性格，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人类的矛盾就好像太阳和水和风，是自然的。另外不同的人，品格见识总有高下。遇到矛盾要平心� 气的探讨协商，这是伊斯兰的传统。但总有些人专爱扩大矛盾，利用一些枝节问题的差异来制造混乱，抬高自己，这样的人就好像银子中的杂质。
比如改革开放以后，瓦哈比派曾从沙特进入中国，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好的东西，但一些传教人员把一些政治观点带进宗教活动，逐渐发展为爱宣扬暴力的极端思想，总是制造纷争，煽动群众攻击政府，谁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是叛徒、异教徒，他们激发的是人内心邪恶的东西，我对这些一直很反对，为此我也曾遭到过排挤，受过一些委屈。但这到底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广大追求幸福生活的群众心愿的，最终广大信教群众和政府的眼睛还是雪亮的，这样的学说在我们法制国家里没有市场。
有法律在那里，总有些人还是要违法，阿拉一直教导我们要和睦要相互尊重，有的人不遵从他的教导，走上魔� 的道路，最终这样的人会在另一个世界接受审判。
郭：您和几代爱国进步宗教界前辈都提倡作"守正自洁公道宽容的穆斯林"，为此个别极端分子将你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九六年，您的前任，尊敬的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就曾遭到恐怖分子残忍刺杀。为此您有没有感到压力或者害怕过？
买：在那件事发生后一段时间，政府出于对我们安全的考虑，派出公安人员二十四小时来保护我们。当时我说实话情绪也有波动。
但群众最后认清了那些披着宗教或者民族羊皮的坏人邪恶的嘴脸。明辨是非的群众自发站在我们一边，一些曾受坏人蒙蔽的群众也逐渐醒悟过来。
我的信心也更加坚定，正直的穆斯林坚守正道为什么要害怕呢？
真主会保护他虔敬的使者，那些阴险邪恶的人最终会遭到胡达的惩罚。
现场翻译：喀什地区伊斯 ��协会秘书长阿吉.斯拉木
马英九打文化牌的深意
Mon, 13 Jul 2009 12:08:00 +0800
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定于本周末（7月10日至12日）在湖南长沙举办，这个两岸交流平台亦被称为"国共论坛"，此前已分别在北京、博鳌和上海举行过四届。本届地点选择在长沙令人感染到一缕意味深长的乡愁——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马英九的老家正是在湖南湘潭县，据说，小时侯由外婆带大的马英九至今都能说一口流利的长沙话。
在长沙举办的本届论坛首次以文化教育为主题，将就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两岸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进行探讨。在明眼人看来，这又是对马英九近来一系列有关两岸交流的倡议的及时回应。
大约在一个月前，马英九首次提出"识正书简"的建议，希望两岸未来在这方面能达成协议。简单地说，就是要认识正（繁）� 字，书写可以用简体字，印刷尽量用正体字。他认为，这样才能与中华文化的古籍接轨。6月19日，他又在出席一个网络教育方面的研讨会时提出，两岸民间可合编"中华大辞典"，将繁、简体两种字词语汇陈列比较，以利两岸互动。意料之中的是，马英九的这两条倡议都在第一时间赢得了大陆官方的积极而正面的响应。
从上面这两项集中于文字领域的主张来看，马英九显然对两岸应当如何加强沟通有他自己的明确认识，他似乎很想从文化入手。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出马英九与当下两岸的主流意见——包括大陆官方——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差异的。并且，我个人认为，马英九的想法是十分明智和务实的。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关心两岸前景、希望推动两岸交流与和解的人士大多将主要注意力聚焦于经济和民生方面，用他们 ��话说，就是"先经济、后政治"。他们认为，经济上的逐渐融合最容易在两岸建立起牢固的纽带，而由于这种纽带的基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利益，所以远比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和说教要有力和有效得多。这种思路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也得到了过去20年来两岸总体经济、社会走向的印证。
不过，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当下关系并非国际上两个长期敌对的国家之间结束敌对状态以后的外交关系，其实质是同一个民族经过长期割裂以后如何重新弥合内部分歧的问题。相对于这个目标，两岸经济合作单兵突进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便暴露无遗了。的确，日益庞大且不可分割的共同经济利益使两岸间爆发战争或其他类似激烈冲突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但和平（换一种表达就是相安无事）并不意味着相互认同——假如经济合作就能使合作双方自然而然地� �到一起的话，中美两国之间以及两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之间都将成为好朋友。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
一个上海人与广东之间可能毫无任何经济往来，而他与好多家英国公司倒有密切的进出口生意，但当他读到鸦片战争的历史时，仍然会对英国侵略者义愤填膺，并为三元里人民的英勇反抗感动赞叹。由此可见，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只可能建立在某种精神层面之上。大陆与台湾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重新寻找到双方都能够认同的共有精神价值。
现代世界有三种有效的认同工具，它们分别是种族（民族）、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宗教）。根据通常经验，上述三种中凝聚力由弱到强的秩序，依次为政治、种族和文化——几乎所有穆斯林国家都敌视以色列，尽管它们由许许多多不同种族构成，采用的� 治制度也千差万别。
就两岸融合的议题而论，种族（民族）问题本来就根本不存在。别说是口口声声自称"华人"的绿营独派人士，就连一个中文一句都不会说的华裔美国人，也不会否认自己血液里流淌的华夏基因。因此，一味强调民族身份是意义不大的——新加坡的国民大部分是华人，但这丝毫不妨碍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政治或意识形态，当前两岸要取得共同的认同，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甚至连最基本的交流底线都很难达成。于是，如果想要在业已建立起来的共同经济纽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岸相互认同的深化，看来只有在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上下工夫。这就是马英九的高明之处。
中华文化是最容易唤起两岸人民共同情感的精神资源，比政治认同具有更加悠长顽强的生命力，也最容易博得全世界所有华人 ��支持。同时，我相信它还比较真实地体现了马英九本人的内心追求。作为一个家学渊源深厚的人，马英九在许多场合表达过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其实，早在两年前他和国民党尚未取得执政权时，马英九就曾在一份文化政策白皮书中提出了"两岸民间合编《中华大辞典》"的构想，只是当时未引起足够关注和反响而已。
当然，更为现实的是，对身处政治纷争风口浪尖的马英九来说，打"文化牌"能够有效避免岛内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反对派的掣肘。诚然，"识正书简"四个字甫一出口，马英九便不出所料地遭到了绿营舆论的舆论围剿，他们质疑他"数典忘祖"，想要推行所谓"文化统一"。然而，仔细推敲起来，如果独派真的那么全心全意地捍卫"正体汉字"的话，不正清晰表明了他们自己的"中华文化传人"身份吗？他们的"典 ��和"祖"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这与民进党执政时期大力推行的"文化去中国化"路线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就连台独精神领袖李登辉近日都将他本人未来可能的大陆之行命名为"重走孔子路"，足见中国文化传统的强大力量和韧性。
从更深的层次看审视，马英九的"文化牌"还是国民党固有意识形态的延续，因而也一定会得到党内资深精英的高度支持。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革命政党，在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斗争中，国民党一贯以国家的正统政权自居。但随着1949年失去大陆、败退台湾，特别是国际主流社会纷纷承认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以后，国民党便不得已转而强化自己"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正统传承者"的身份，大陆上曾经发生的"反右"、"文革"等摧残传统文化的政治运动也的确为它的这种自我� 份塑造提供了反面助益。时至今日，有人甚至说，比较"纯正"的中国传统乡土风情，恐怕只有在台湾农村才能找到。正如有些海外华文媒体评论指出的那样，马英九此举还蕴涵着在国际上抢夺中华文化制高点的深意。
在海峡这边，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地位的显著提升，传统文化的复兴正在大陆形成浩荡的思潮。今年两会期间，有关恢复繁体字的议案之所以成为牵动举国神经的焦点话题，正是顺应了这股潮流。对此，想必隔着一条海峡的马英九一定洞若观火。此时他顺理成章地提出"识正书简"和"合编辞典"，真可谓抓住了契机，相信今后他还会接连打出更多的"传统文化牌"。事实上，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政治日益强势崛起的大背景下，马英九和国民党如欲在两岸互动中抓到一些 ��动权，似乎也仅有"传统文化"这一张牌。
我曾在自己去年出版的《下一站：中国》一书中说过，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文化的复兴虽是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但它们是密切关联的。换言之，作为一个拥有骄傲而独特文化传统的悠久文明，中国的现代化必定不可能遵循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们简单化地开列的"全盘西化"的药方。如何将西方文明发展出来的民主宪政、法治精神和市场经济成功地嫁接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上，并使之在我们的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是中国在长达两百年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始终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而在这方面，同在中华文明内部的台湾已经先行一步，它的成功经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笔财富如何在大陆上得到有效开掘和利用，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士的共同期待。
� �于2009年7月7日，发表于2009年7月11日《南方都市报》，见报有删节
[凯迪周刊] 谨守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边界
Mon, 13 Jul 2009 10:29:00 +0800
作者：童大焕
话说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之初，想聘文化名流龙应台担任市文化局长。市长办公室职员打电话要求龙应台提交一封简历，龙应台说是你们聘我，又不是我求职，网上有资料，你们自己找去。随后，马市长办公室来电话说，市长想请龙先生来台北面议，龙应台干脆利索地回答，只有"王"拜访士的礼仪，没有士先拜访"王"的道理。马英久只好乘飞机去德国，换乘汽车到郊外龙家请龙应台回台任职，成就了当代政治家异国他乡求贤的佳话。马英久对龙应台以礼相待，龙应台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台北文化局工作在龙应台的主持下有声有色，传为美谈。
在这一当代政治与文化佳话(政治的礼贤下士，文化的独立品格)的背后，更值� 一提的，是龙应台作为一个在世界文化圈中成就斐然、影响卓著的华人作家，在自由出入于政界与文化界时，对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之间微妙的权力界限所持有的警醒和理性态度。她深知作为作家的影响力要大于且持久于作为一个官员，也深知作为一个官员直接办事的权力要大于作家。对于这两种权力，许多人都会采取"同时拥有"的方式，突出自己"在官员中是作家，在作家中是官员"的双重身份，从而在两边都左右逢迎，同时占据更加鹤立鸡群的优势地位。
但是，龙应台先生没有这样做。她在正式履职台北市文化局长之前，于1999年10月在《南方周末》发表长文《迷阳，是荆棘??与我的读者暂别》，一方面表达了对个人介入官僚体制的担心与警惕，担心丧失独立自由的精神和个人价值，另一方面也明确表示跟自己热爱和热爱她的 ��者暂时告别，提醒自己进入官场后必须放下写作的笔(至少不发表)，不应该在拥有政治权力的同时，又拥有文化权力。
中国传统的文官阶层历来遵循"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纵观中国古代历朝官员，他们大多自幼入学，熟读经史子集，以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信念，将读书写作当作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永恒追求，并以"人有三宝精气神，腹有诗书气自华"作为精神追求。在这样的传统之下，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界限似乎并不明显。但是，现代社会却要求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之间保持严格的界限，形成大文化意义上的"三权分立"，甚至把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的高度合一视为"政教合一"的高度腐败的象征。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旧传统已经断裂、新规则尚未建立� 的当口。有人认为，中国近半干部在一年之内不会主动读书写作，其宝贵的阅读时间浪费在"文山会海"和冗长无聊的应酬客套、无止无休跑官要官的关系网中。另一方面，少数仍然保持高雅情趣和追求的为官者，或者一些"别有用心"的附庸学术与风雅者，缺乏或者自我放弃龙应台一样的自觉、自醒、自我约束的权力边界意识，或自身经不住表达的冲动，或经不住"马屁文化"的抬举和吹捧，或另有所图，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者被动地"捞过界"，在学术或者文化艺术领域频频越过三八线，形成"官大学问大"的普遍景观，"高雅的腐败"在神州大地畅通无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仅毒害政治空气，也极大地摧残臧害着学术和文化艺术。
已经落马的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任时学术论文频频获奖，博士、博士生� 师的头衔纷纷"黄袍加身"。《物权法》还未通过之时，黄松有主编的一本物权法的书就已差不多出来，物权法一出台，这书就发到了各大法院，全国发行了200多万册。事实上，正如有法官私下指出的，这本书根本不能用，有些地方错误百出。但它不仅成为法官断案的依据，而且巨额版税也绝不会有人以腐败收入加以追究。至于其挂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之类的收入，人们更是习以为常。
与之相似的还有另外一个高官，也是因腐败落马的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益。这名副部级金融高管虽然不识五线谱，但却是当年红遍全国的大型交响乐《神州颂》的作者。至2008年5月17日在深圳音乐厅最后一次演出，短短一年半时间，这部由王益"作词作曲"、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神州颂》在全国巡演超过50场，成为近年来� 受欢迎的严肃音乐。当年这部交响乐受欢迎的热烈场景简直可以媲美"超女"现场：音乐会开幕前，主持人用"我们敬爱的王益老师"引出作者的闪亮登场，接下来某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某某致辞，竟激动得语带哽咽。演出返场时，全场观众群情激昂起立高唱《神州颂》结尾曲《飞吧，中国》。演出结束后，前几排的女粉丝异口同声地尖叫着"王益、王益、王益"……
《神州颂》可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国交每次外出巡演时获得的赞助规模基本都在百万元左右，利润可观。这使王益成为中国演出频率最高、最能赚钱的"交响乐作曲家"。国交也因推出《神州颂》项目被主管部门肯定为"最能赚钱"。音乐界评价也几乎一边倒，不少知名人士大量使用"中国的《安魂曲》。立刻想起《义勇军进行曲》"等词汇赞美这� 作品。甚至还有的音乐家自责说："这部作品是对音乐界的拷问，是对交响乐作曲家的质问，为什么这样可以感召大众的作品，专业作曲家写不出来?"
实际上，2008年6月王益被"双规"后，参与《神州颂》演出策划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多位音乐界专业人士都参与过《神州颂》的"集体创作"。《神州颂》能火遍大江南北，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艺术价值本身，而是其背后的赞助人脉和公关推广。据《财经》杂志报道，与王益关系密切的企业有的直接提供赞助，有的则买下数百张票让员工去看，其中不乏一些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在庞大的赞助队伍中，有不少国内知名金融机构和名头很响的企业。《神州颂》的演出场次之多、耗资之巨，均创造了中国交响乐史上的纪录。而这看似繁荣的演出盛况，并非建立在真正的市场需求基础上� 几乎是依靠地方政府出资邀请和企业赞助包场。
类似的权力过界现象并不鲜见。某些当权人物或附庸风雅，或为博取学术、艺术头衔，搞权力通吃，"创作"、"主编"或"策划"理论、文艺作品，由相关企业赞助出版、录制，再以版税、稿费、润笔等方式巨额"回报"对方，既博得大名，又实现腐败的"安全软着陆"。至今，我们的司法实践对此好像仍处于盲区，使这类"高雅的腐败"层出不穷。
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必须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三足鼎立、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的社会，任何一方权力通吃捞过界，都会导致社会的腐败乃至灾难性后果。其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的严重错乱和无序。对此，不仅需要社会理念的提升，更需要有效的制度配合以严加防范。
与� �多政府官员、政治人物在位时权力频频向文化艺术、学术和经济领域"过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这里退休高官写回忆录、出版文化艺术作品的并不常见。后者恰恰是需要鼓励的。尤其是高官回忆录，可以极大地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一定程度上消解政治的神秘性，也使后来的政治人物乃至全社会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还好，这方面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开端，一些退休领导人开始出版与任职有关的回忆录。"为官时不言(即使有言论，也多代表公共政策而非个人学术观点和艺术水平)，言时不为官"，经过退休后一定年限的"冷静期"后，官员要在什么领域畅所欲言，要发表和出版文学、艺术、思想、学术作品，要创作和录制影视剧等等，都是他的公民自由。而在任上，这样的自由要受限制。
由《烛尽梦猶虚》一书看懂"林牧现象"
Mon, 13 Jul 2009 07:25:00 +0800
《烛尽梦猶虚》是胡耀邦在陕西工作期间时任秘书林牧的自传和口述结集，完书于2007年末，那时林牧先生已故去一年。未能在周年出版是为遗憾，但为一个负责的结果，亦是感佩于林牧先生才华超众，曾为中共一大才子的背景，后人再做编撰，其实很难。虽推迟付梓，却一直没有停止完善。记得我在单车西行做社会考察的路途中，http://24hour.blogbus.com/logs/10499927.html也一直不忘我所受托的职责部分，而林牧之女蓁蓁（林红）对书的校对及体例编辑直到出版前一直未停。
在我2008年12月10日一篇《想起林伯伯》博文里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2352124.html，我提起过"在编撰全书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恰是我骑车西行八千里，独自对西部农牧区做田野考察的途中。这部书稿就装在我的笔记本里 ��笔记本装在背包里，背包背在身上，我则骑着车子，这书稿就随我穿越毛乌素沙漠，横跨鄂尔多斯大草原……"为什么我会走那么一条道路呢？在编后记里我又有过记录——
在完成了先生著作的最初编辑之后，我有幸沿着先生于2005年被软禁而监督出行时所走过的道路去走了一遭，以至此刻我仍然在途，先生的文及人及德就更仿佛与我如影随形。那时候先生的爱女蓁蓁（林红）对我说，又逢那个敏感的日子，这回我们又要被迫陪老爷子出走了。后我得知此行先生及家人曾过山西矿区，过左云、右玉，后进内蒙古境内……我那时就真的有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慨。先生何以可轻松散游？先生又何以可真如闲庭散步？我们相信先生的被迫出行也只是高压下的无奈，亦凸显了先生革命胸怀之宽广，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生的再起之时，必有力挽巨澜之势！[自《10日这天 想起林伯伯》]
在我即将开始我的再次单车骑行，考察39年前我曾参与其中的那场中国腹地秘密国防工程动用12至17岁童工的历史情况前，我接待了送书《烛尽梦猶虚》来我家的林牧的儿子林冰。到此我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珍贵一本。林牧先生生前著作累累，却到死前被网络封杀到"林牧"二字禁绝，一个曾经的中共才子，落得其自传须得辗转境外出版，足见言论的权利弥足珍贵。
最终出版的《烛尽梦猶虚》是由于浩成作序（《觉醒与回归——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艰辛之路》http://www.soezblog.com/plate/web/papermsg.jsp?UI=zhengyjz&PI=8559） 。其间，我首次看到"林牧现象"一说。于浩成推牟传珩所写了一篇《透视"林牧现象"》http://cache.baidu.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392230e54f7336f8b85532c8f8448e4231a5c1b31a6fa3a664b5396d27c1052ee0b4beb846d24200256b49fc3895e98e6d27e209f5642676c8c5663a00ed9ca5125b037e159fed91df0bb8025e2a8c5a2dc4352ba44740e97868f4d7160dd1bf1&p=9034d115d9c547e60be2903b4653&user=baidu。我看原文，得知牟传珩对"林牧现象"有如下定义：一、那些早期充满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者，在血风腥雨的暴力夺取政权与维护政权的过程中，亲身见证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与党外阶级斗争的灾难性，最终反悟了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的实践，与他们追求的民主自由理想越来越远；二、他们大多有在体制内遭受政治迫害与被排挤的痛苦历史，不再相信任何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会一贯"伟大、光荣、正确"……（部分略）
回想 ��在《烛尽梦猶虚》的编撰中设计了以"日月"为明鉴的初衷。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最初我为书稿起名为《日月昭昭》，成书后编辑们将《日月昭昭》命名为书中自传部分，这也是唯一林牧先生生前自己撰写的15万字部分，亦保留了我为每每篇章前的导语序写（导语全文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2411134.html）。倘若有机会读到该书，其实体现的正是这种"林牧现象"的内核：凡日月之下，有日冕、皓日、日珥之天象；亦有逐日、百日、日鬼之社会人文词语。天象的阴阳圆缺与人为的勾心斗角组成了林牧所在氛围的一生，也辅助阐述了"林牧现象"的基本事实和历史原理。
10月，将是林牧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此刻我收到《烛尽梦猶虚》，并有机会认真再读，实在是幸运之至！
力拓案或揭开钢铁业整顿序幕
Sun, 12 Jul 2009 23:38:00 +0800
作者：港媒直通车 | 评论(4) | 标签:力拓, 钢铁业, 间谍
前些日子，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企业力拓单方面对中铝集团悔婚的事件还没有完全划上句号，近日力拓四名中国员工被上海公安部门拘留，消息震撼业界，《信报》10号的社评说，这是自2004年铁矿石谈判成为中国内地瞩目的大新闻之後，另一宗耐人寻味的事件。
文章说，目前事态发展不外两种可能，第一是我国对间谍和窃取国家机密的人员进行起诉，但文章分析说这种机会偏低。因为中国内地钢铁业的商业情报早成为公开秘密。其实在力拓以外，另一家铁矿石企业必和必拓也雇用了大批从中国"走出去"、在中国内地冶金业核心部门工作多年的人物，他们对中国内地铁钢业生产流程和人脉关系都了如指掌，有关中国钢产量预测以至每一个在建或建成的炼钢高炉的情况，都尽在这 ��专家掌握之内。
除此之外，在国际性的钢铁业资讯公司、证券研究机构等都有大量"情报人员"收集相关资讯，编写报告。对中国政府来说，市场化之後的行业资讯应该不再属于所谓国家机密，力拓的员工还可以拿到什么。
第二，更大的可能性是此案涉及商业贿赂。作为国际铁矿石市场的最大买家，中国钢厂一直都是国际矿业公司争相拉拢的对象。此外，近年中国对铁矿石需求大幅增加，出现了二个市场，一是以大型钢企为主的长期协议市场，另一个则是短期的贸易矿市场，由于大企业议价能力较高，它们以长期协议获得的铁矿石价格较低，反之以短期贸易矿定价的铁矿石价格就偏高。
事实上，就在力拓在华员工被拘留後几天，首钢的一名总经理据报也被北京公安拘留，原因是涉嫌商业犯罪。这属于事有凑巧，� 是力拓案只是冰山一角，或许往后还会抽出更多涉及铁矿石买卖贿赂的案件，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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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链接：http://www.v2en.com/2009/07/rio-tinto-spy/
偏见和偏差
Sun, 12 Jul 2009 21:21:00 +0800
作者：闾丘露薇 | 评论(18) | 标签:西方媒体, 中国
这次西方媒体的报道，被发现不少的错误，比如路透社错把石首的照片当成新疆，伦敦標准晚报把遭到暴徒袭击的两名女士，描述成遭到了警力的殴打。这些错误是不是意味著西方媒体在故意造谣？至少对於像路透这样的通讯社来説，相信只是低级和不专业的错误，毕竟他们的客户包括中国媒体在内，谎言太容易被揭穿，犯不着用这样的方法赔上自己的声誉。至於其他那些针对本地受眾的外国媒体，只要被发现是错误信息，也一定会更正，比如伦敦標准晚报已经把照片和图片解释撤下，一名叫做eickegao的网友说，是他发信给这家报社,还得到了回復,当然,他依然不满意,因为对方並没有在网站上为自己的错误作出更正说明,只是换了一张照片.
http://www.51.ca/bbs/showthread.php?s=e6a11f20081a8b388eb8e 29a5dfa37e&threadid=209519&pagenumber=1
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散播谎言,那么这样的谎言早晚会被揭穿,说不定还会惹上麻烦甚至官非,但是如果是有意无意的给受眾展现事实的一部分,那么很多时候会起到一种暗示的效果.比如,那个站在装甲车和武警前的黑衣维族女人的背影,这样的照片,对於后方的编辑来说,在视觉效果上是令人爱不释手的,因为整个画面充满了对比和衝突.读者看到这样的图片,一些人马上会產生联想,一些人会马上从情感上倾向明显处於弱势的这名女性,从而倾向她所属的民族,当然也有一些人,但是肯定不是大多数,会追究,到底这是一个怎样的场景,现场发生了什么.
確实,知道到地发生了什么的人只有在现场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许会出现罗生门的表述.但是记者被假设都是应该站在中立客观的位置,只是很可惜,在场的英� 媒体,至少从他们发表的报道中没有描述这个场面的细节,只讲述了这些人的诉求,外人不知道记者们被围堵的情景,也看不到武警如何的克制,以及这些人对中外记者不同的態度.不过还好,中文境外媒体有详细的记录http://paper.wenweipo.com/2009/07/08/CH0907080002.htm
一名在现场的英国记者peter foster,也在他的博客中详细描述了警察如何保持克制,在面对挑衅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了事態的恶化.
http://blogs.telegraph.co.uk/news/peterfoster/100002643/urumqi-criticism-and-credit-for-the-chinese-police/
Foster的博客对於中国警察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有自己的评价,当然,这样的文章不会在新闻报导中出现,因为身为记者,不应该在文章当中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及个人的判断和评论.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在现场的西方记者的报导,侷限在所见所闻,以及背景资料的补充和专家的访问当中.但是问题在於这里,记者无法做到完全的客观中立:选择描述那些细节,那些场面,被访者的选择,选择被访者的那些內容,选择怎样的专家,包括用辞,特別是报导中的人物所用的定语,不同信息在报导中所佔的篇幅等等,都会受到记者对事件的看法的潜意识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后 ��的编辑,决定稿件生死和最终面目的人物.和前方的记者不同,编辑的经验,是否具有政治偏见以及和新闻事件的疏离感等等,决定了他如何修改前线记者或者通讯社的文章,特別是决定了文章的標题,是否会標新立异.
看了几十篇西方媒体的报导(要多谢东南西北主人的细心蒐集)
http://www.zonaeuropa.com/20090711_1.htm
http://www.zonaeuropa.com/20090708_1.htm
http://www.zonaeuropa.com/20090706_1.htm
很多文章里面流露的偏见是明显的,比如把拿著木棍的汉人称为mob暴徒,而维族则是angry crowd愤怒的人群,读者不知道,汉人这样做,更多的不是復仇,而是因为恐惧,为了自保.不同的媒体採访同样的专家,並且只有一个声音;对於一些中国官员的描述定语用上hardline,热比婭则是human rights advocate等等.对於死去的无辜民眾性命的轻轻带过等等.
但是也必须承认,在这些西方媒体记者在当地的报导中,听到当地民眾真实的声音,特別像纽约时报对那个失去了儿子的河南移民家庭的个案的报导,让人深深体会到暴徒的残忍以及普通民眾的无辜和无助还有无奈,从而痛恨这样的暴力行为,把焦点真正放在了那些鲜活的生命上面,听到这些普通百姓的心声:他们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安定生活的环境.当然,同样的这篇报导,如果是一个对於西方媒体有这偏见的读者看来,会觉得西方媒体依然带著有色眼镜,骨子里面还是在批评政府的移民政策.
http://www.nytimes.com/2009/07/09/world/asia/09han.html
或许这也是一些西方媒体预设的立场,但是除了偏见,还在於价值观的不同,具体的说,就是排列的先后次序不同的问题.到底是经济发展重要,还是文化保护重要 是融入大环境机会更多,还是应该强调不同民族的身分认同?於是產生了这样的现象:中国政府看到的是经济的发展为当地民眾带来的好处,西方媒体看到的,则总是另外的一面.着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这些民眾是如何排列的,而政府能否对大部份人的诉求作出回应.
西方媒体的报导有错误,中国受眾罢看罢读毫无意义,因为这些媒体不会因为这样就办不下去了.是不是应该正面积极一点,有错误,就写信去指出来,有不同的观点,就写文章爭取登出来.如果觉得对方因为偏见,不会刊登,没有关係,可以去他们的网站发表英文评论,当然不是赌气谩骂,而是好好的说明自己的观点.说的人多了,声音就会变大了,而不是闭上眼当看不见实在是有点皇帝的新衣的感觉.
这样的事件,没有一家媒体可以做到告诉自己的读者真相,只有零碎的事实,读者要做的,就是把� 同媒体的报导拼凑起来,自己做一个判断.新闻评论也是一样,在缺乏足够信息下的评论,很容易出现判断的错误,或者为了避免出现错误,只能够尝试从一些间接的角度来进行,有时候可能会离题很远.
当然,很好奇,看完那么多的外媒报导,华尔街日报其实算是做的不错,如果说因为有热比婭的访问,作为热门新闻人物,几乎家家西方的主流媒体都有,为何拿它开刀?仔细想想,谁让它的老板是默多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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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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