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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条例》颁布四年回顾
Tue, 14 Jul 2009 14:30:00 +0800
作者：老虎庙 | 评论(6) | 标签:信访条例, 上访, 理论
题记：有71.05%的上访者认为，新的《信访条例》实施以来，地方各级政府对上访人的打击迫害更为严重；有63.9%的人表示曾因上 访被关押和拘留；有18.8%的人表示曾因上访被劳教和判刑。
[自中国社科院2007年对560名进京上访人民的问卷调查评估报告]
记忆中，"中国上访史"中的"百日维新"（我发明的，个人见解）该属2003年曾经出现过的那一段时光。对于有悠久历史的访民来讲，那时光无异于曙光一现。
2005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新修订的《信访工作条例》http://www.fyjj.gov.cn/fagui/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5&Page=1，从而在1998年版本之上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新构想。例如号称一大亮点的"在信访领域引入公开听证制度"，即"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可以举行听证。听证应当公开举行，通过质询、辩论、评议、合议等方式，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为最突出。当然，被社会各界政要、学者、舆论传媒同时看好的还有其他几点，后来被网上盛传"六个亮点"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5-05/02/content_2906231.htm和" ��个亮点"http://www.hzsq.gov.cn/news.php?id=1770等，不一而足。
笔者那一时期和一些访民有过接触，这些人的上访历史少则一二年，多则达八年之久。钱财耗尽，人倦马乏，正处在进退两难境地。
田宝兰，http://24hour.blogbus.com/logs/536239.html老军医，时年56。退休后下海做餐饮，做到火爆，积累家财数百万。后被内贼盗走200万，只因朝里有人（姨夫为省级司法厅副厅长），在中国公安大学第一流测谎专家的鉴定确认盗窃成立后，仍然令贼人逍遥法外，直至今日。田宝兰为此停产停业，全国奔波，上下求索。直到耗资又近百万仍无结果……在听说温家宝亲自签署新的信访条例的种种优秀后，不免动心。那一夜辗转反侧，彻夜未眠，第二日起身返乡，按照新规由基层重新诉起……几个月后，得知她的案子被中央有关信访部门发回居住地省"过问"。请� �意，这个"过问"正是那以后许多案件的症结所在。按照规定凡上头所"过问"者，必得恢复。而恰恰凡此类案件又最终被地方上公然无视、拖办、中断，以至彻底灭失于基层。
新的信访条例就此第一回合便败下阵去。为什么看似不错的法规却依然不能畅行，看来的确是"说的好不如做的好"、"干一件事情不在你规定如何，而在你是否做得到事先的规定。"
一、
那么来看"信访听证"的实施可能性吧。按照规范的"信访听证"解释是：行政机关以听证会的形式，通过质询、辩论、评议以及合议等方式，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依法处理信访问题的程序。"信访听证"旨在规范行政机关办理信访事项的程序和信访人的信访行为，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实践证明，� 信访领域引入公开听证制度，有利于广泛吸纳民意，防止 "暗箱操作"和腐败交易，可以起到矫正决策失误的重要作用，这对于妥善解决疑难纠纷、缓和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不妨举《安徽省信访听证暂行办法》看够格申请"信访听证"的有哪几种情况：
（一）反映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受群众关注，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在执行法律、政策上有不同理解的；
（二）诉求的信访事项系法律、法规。政策边缘性问题的；
（三）国家法律、法规和现行政策未做规定，没有明确的适用法律、法规、政策的；
（四）涉及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信访事项，需要多个有权处理机关共同研究协调处理的；
（五）受理机关与信访人意见分歧或对法律、法规、政策理解有误，导致信访事项久拖不决的；
（六）多次联名信访或可能出现越级集体上访苗头，需要及时化解矛盾的； /P>
（七）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信访事项。
显然门槛很高。不大会福祉普众。
二、
来看"亮点"之二：在新条例中实行"信访问责制度"。有权力就有责任，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因此问责制度也有必要引入信访领域。修订后的条例赋予了信访部门一定的督办权，强化了有关部门的信访责任机制，督促地方对民众的信访给出明确的答复。信访问责制度无疑将有利于提高信访的效率。
而实际使用中又是怎样个情景呢？笔者亲身实践中有几宗实例证明。这样的"问责"很是罕见。但凡真的问责，则只问不责，事实上许多案件被地域所保护，长期来肆无忌惮而滋生起来的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已经成了几乎所有法规实施过程中的阻障。"山高皇帝远"，"某某部不 ��干涉某某部的工作正常进行"已经成为问责制度的反动潜规。已经形成党风的东西，也绝不是一部《信访条例》所能改变得了。拿最近一件我所经历的案子来看，由中央发回地方过问的案子尚未见分晓，而地方上凡一切相关牵扯到的部门、人事就忽然纷纷行动，出台新政策，淹没证据，统一意见，统一口径等等，甚至有对当事人登报通告"限期"如何，"假如"就如何等等实施快速行动。而此时的当事人却被自己打出的炮弹被反弹而弄得张皇失措，不知对付。
显然的是门槛不高， 当事人腿子不长而导致看似清明的道路却越走越黑，不见光明。
三、
再看亮点之四：依法保护信访人。"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成为新修订的《信访条例》的核心原则和信访工作的基本原则，"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信访人 "也从原来的普通条款提升到总则中。说到此，似乎已不是检查实践中是否如此做到的问题了，而是就连我现在的这篇文章因为提到了"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信访人 "的词语，而有可能文章被封杀。就在最近我的博客里被多次提醒要删除相关"信访"类Tag（标签）下的所有文章。那么这个不算是"压制和打击报复、迫害信访人"吗？虽然这里只是为当事人的代言而已。至于近些年来各个信访机构门前越演越烈的矛盾冲突已经盛传而为"都市言情剧"或者是"老百姓的故事"的最热门，已经是无法掩盖的事实的事实，那么这个也是在全面贯彻最新《信访条例》之后取得的伟大胜利和巨大成果吗？
显然的是这个亮点的确很亮，亮到了夜不照明，白日不能熄灯的效果。
四、
再看亮点之五：信访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为新条例首倡。此条规定和日前通过的公务员法相互照应，有助于信访部 ��完善公务员队伍的考核机制，避免行政机关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时下银行柜台前盛行的"满意不满意"打分机器。去过银行的都知道，柜台前通常摆放着一小碟水果糖供你等到不耐烦时咂摸点幸福感来。亦有一台怪摸样的小机器，竟然要求您在接受完毕服务之后，按照电声提示按下对营业人员的服务"满意"、"不满意"或者"特别满意"的按钮。只是遗憾点，这样的新生事物却不能被人一时听懂，故有营业员透过玻璃隔断内的话筒大声要求"请为我的服务打分，谢谢!"那情形无异于执行绑架。同样一例，共产党的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非常著名，然而反思一下，这个从延安时期就得到发扬的思想革命之怪物十几年来的所做所为，竟只是流于人与人之间的"一帮一"、"一对红"、"加强人的思 ��政治工作"、"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表面，而在中国人种基因的宏观问题上深深扎在人心里的，却只剩俩字——虚伪！关于这个话题也只有在四人帮倒台后的几年里，被类如《陈焕生上城》这样的文学短篇作品所涉及和突破。人的物质价值驱动原理才被堂而皇之地提升到桌面来谈。然而何时这样的形式主义、人性的虚伪才会被彻彻底底地从人心中澄清，从中国民族的基因里达到过滤呢？时下自上而下最为流行的不就是官僚的贪污腐败吗？而何以贪腐又可以照旧盛而不衰呢？不就是这些败类们统统掌握了一部贪腐掩盖之秘籍吗？这个秘籍就是——政绩！
显然的是，这个亮点，即"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是又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翻版，不是新鲜，也是无效之功，它绝不能够排除为片面地追求而贻误信访人利益的可能。� �为这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
五、
至于亮点之六的"过激信访构成犯罪将追究刑事责任。煽动串联他人信访构成犯罪将承担刑事责任。避免少数人在上访时采取过激方式，建立并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是畅通信访渠道和保障信访群众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是我这里最想说的，却又是最无话可说的一个"亮点"。首先一个前提是，被一些国家重要信访工作干部承认"他们大多数是的确有其冤"的上访人民如何就成了"过激"了呢？假如问题得到正常渠道的正常处理，那么这些人又为什么要过激呢？如果没有不欲，这些人又何以要反弹而激烈呢？就目前我们所得到的大量资讯来看，来自政府机构的不作为，少作为，态度蛮横武断其实才是大多数。也只有这样的反馈才应该获得这� �的反击（过激）。难道大声了点就受不了了吗？难道耐心地听听人民的大声呼吁就觉得很是难受，无法忍耐了吗？
笔者在一个国家信访办里亲眼所见如下：在访民们起早贪黑，领号、排队，喝凉水，啃干馍，最终进入一只两尺来宽的小铁门后，再受安检等举措。之后领得表格，填写、上交、再排队，直到去了那只开小洞的接待窗口。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在下面。当访问者站在熙熙攘攘的大厅里通过窗口那扇玻璃向里面的接待人员发言时，大厅里的人自然是无法听见的。也只有接待人员在里面可听清。可是当回答访问者的问题时，接待人员的发声却是通过安装在大厅里的公开扬声器敞开播放的，那情形颇有点农村里村长通过挂在大槐树上的喇叭骂娘的味道。而那样的回答也不尽人意，叫大家听到的多是不耐烦的搪塞和推脱。我就想，假如� 问者谈论的是一桩自己被强奸的冤案的话，在传统的中国人眼底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尴尬场面呢？因此我见到的大多数访民都被那大声的"公开案情"所唬住，待到接近窗口时，勇气也一定丧失殆尽。语言都很难表述清楚，那么还谈什么喊冤呢？我也由此第一次理解了封建衙门里堂上高举着的"回避牌"的伟大意义……那一天，我在信访办里停留约俩小时，也就因此有幸看到被窗口打击出来的三个访民，一男两女，老头和妇女在大厅里变得情绪爆烈，余话不再描述，反正后来他们是被保安给架着胳膊欢送出门的。
我之所以不想说的还有更多令人耳熟能详的京城黑监狱，以及信访办门前神神鬼鬼的挂各地拍照的公安、法院的警车，和警车边懒散坐着的一些"有身份的人"……
下面我来引用一段来自中国社科院根据2007年3月对560� �进京上访人民的问卷调查评估报告，也就是新的信访条例实施之后的第二年所统计——
有71.05%的上 访者认为，新的《信访条例》实施以来，地方各级政府对上 访人的打击迫害更为严重；有63.9%的人表示曾因上 访被关押和拘留；有18.8%的人表示曾因上 访被劳教和判刑。
说实在话了：一部受社会，尤其是访民们所欢迎的《信访条例》却为何落得如此结果和下场呢？
延伸读
"你丢200万试试"百姓说话何其难http://24hour.blogbus.com/logs/569966.html
中国究竟是穷国还是富国？
Tue, 14 Jul 2009 12:23:00 +0800
当地时间7月8日，美国《财富》杂志日前发布了2009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的上榜企业达到43家，比去年又增加8家。其中，撇除香港和台湾地区，仅中国大陆就有34家。因此，《财富》杂志对今年榜单总体分析的一篇文章使用了下述标题："中国公司腾飞"。该文称，今年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上有什么重大新闻？中国各行业——从航空航天到银行业到石油业表现强劲；其他各国则表现较差。
今年上榜的美国公司为140家，虽是自《财富》于1995年开始发布"世界500强"排行榜以来成绩最糟糕的，但仍高居第一。上榜公司第二多的国家是日本，有68家。看起来，这张榜单从微观层面相当准确地揭示了当今世界的经济实力格局。从宏观层面来看，目前全球前三大经� �体也恰好是美国、日本和中国。其中美国经济总量是日本或中国的3倍，而日中两国基本相仿。
不过，"《财富》500强"是根据销售额来给企业排序的，如果根据公司的市值再来另搞一个500强的话，我相信情况会大不一样。入闱那张榜单的中国企业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市值总量上，都不会比美国公司少多少，并将肯定远远超过日本公司。
根据沪深交易所披露的数字，几乎在同一天， 7月9日，两市A股流通市值重新回到10万亿元之上，在过去半年里增长了一倍多。如果流通市值的绝对数字不足以使人明了背后的含义的话，我们还可以这么直观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已经超过了拥有200多年历史的老牌的伦敦证券交易所；而沪深两地的市值加起来，可能已经超过了东京交易所；当然，如果把香港也算在一起，中国三个城市的证券市场的总市值将不会比美国纽约和纳斯达克总市值低很太多。这里还必须看到另一个问题，纽约、东京和伦敦交易所都是开放的国际化市场，在那里挂牌的远不只是本国公司，中国就有几十家公司在美国上市；而沪深市场完全是封闭的，没有一家外国公司。
显然，这些数据和事实基本证实了我上面的猜测，即：中国企业的总市值——换句话说就是经营性资产总量——是不会比美国低很多的。
再来看看不动产的情况。这方面的绝对数据是不可能精确统计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根据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来做一个相对估算。过去10年来，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房地产持续处于"量价齐升"的状况。虽然很难作客观科学的比较，但眼下上海房价的平均水平不低于纽约和洛杉玑，恐怕是一个能够站得住脚的判断；而从近年来的公开拍卖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动辄几十亿元的"地王"来看，上海商业用土地的地价明显高于纽约和洛杉玑，更是不争的事实。考虑到中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均不小于美国，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房地产存量资产，以货币形式计，应该也不会明显低于美国。
对一个国家来说，最主要的财富无非是动产和不动产。由此我们得出一个大致结论：中国目前的国民总资产，差不多已快赶上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的水平。这么看的话，尽管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但中国仍应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裕国家"。 如果把人民币的潜在升值压力也考虑在内的话，这一结论就更加确凿。
但很明显，这一点也不符合我们日常的实际感受，因而一定在某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这也是长久以来一直非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看来，所谓的"中国资产"存在显著的泡沫成分。众所周知，GDP是衡量一个社会创造财富能力的数据。如前所述，目前中国的GDP仅有美国的1/3，也就意味着中国整个国家在相同时期内创造出来的社会总财富是美国的1/3（当然，这个比例一直在提高）。如果是这样，按理说中国的全社会财富总量应该也是美国的1/3左右才合理。但反映在市场价格上的却不完全是这样，这无疑地说明了中国的资产是被大大高估了的。举例来说，中国工商银行可能是当今全球市值最高的一家银行。但我们都很清楚，比起汇丰、花旗等国际老牌大银行，它的市场占有率、经营水平、品牌价值，甚至固定资产等都有着短期内难以逾越的巨大差距。因此，中国工商银行并不值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牌价上显示的那么多钱。
造成这种资产泡沫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市场预期因素。资本市场相对于实体经济都会有一个提前量，可能是由于市场对拥有如此巨大国内市场的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持续看好，所以预先透支了中国资产的一部分增值空间。例如，市场普遍认定中国工商银行将在未来若干年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银行，于是股票投资者是花钱买它的未来。应当说，这是一种比较正常且合理的情况。
但更可能的一种情况是，资产泡沫是由于长期的货币超额供应引起的流动性过剩造成的。依我看，这种可能性在中国是肯定存在的。在过去10多年里，主要是因为外资大量进入，加之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也就是资金不能直接汇出），中国央行不得不发行相应的人民币以对冲进入中国的外汇，其结果是：每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都要远远超过GDP的增长幅度。这种货币与实体的不匹配在短期内可能不见得会引起什么可以察觉的严重后果，但长期看，注定会堆积通货膨胀的风险。实际上，中国资产价格迅速膨胀的现象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10年内显著地发生的，与中国货币供应的扩张惊人匹配。此外，这10年来全球范围内也出现了相同的流动性泛滥，它从外部进一步助推了中国资产的泡沫。
每一个投资和外贸存在大量顺差的国家几乎都会出现类似状况，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的中国越来越像20多年前的日本。我记得在日本经济泡沫最严重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东京郊区地产的市价可以买下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假如上海的地价和房价再像现在这么猛涨上去的话，估计要不了多少年，上海郊区的不动产价值也快抵上整个加州了。然而，日本"失去"的过去这10多年已经证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健康的。
不过，中国经济肌体的潜在问题可能比80年代的日本更加严重和复杂。这里并不是指中国人均GDP远远低于20年前的日本，人多有时不完全是坏事，它至少意味着未来潜力。我很想指出的是：同样充满泡沫的帐面财富，今天的中国与当时的日本对它们的社会占有格局是大不相同的。
尽管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也很强，但日本并没有太多国有企业，此外，日本的贫富差距也很小。因此，日本庞大的帐面国民资产是相对均衡地分散在民间的。中国则恰好相反，看一下今年"财富500强"榜上有名的中国企业，你就可以一目了然：中国的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并且近年来越来越向中央政府集中；即使民间那点有限的财富，分布也非常不平均。
有关家庭资产方面的统计资料相当匮乏，不过我仍找到了两个数据可以作为比较。2004年� �美国家庭平均资产为44.8万美元。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资产为22.83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家庭的平均资产是美国全体家庭平均资产的1/10都不到。鉴于中国城镇化水平不足50%，且城乡差别巨大，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中国家庭平均资产仅有美国的1/20。且不说中美两国的总体财富情况，就算拿人均GDP来比较，中国家庭的平均资产应该在美国的1/10左右才合理。
从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中国每年新创造财富中的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了；其次，近年来中国财富迅速膨胀的帐面增值部分更几乎全部归政府所有。由此就可以比较清晰地解释我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从资产的情况看中国应该是一个富裕国家，而我们的实际感受却截然相反？答案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确是个"富国"，但这个国家里的居民却并不富裕。换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以及少数富有人士与相对还很贫穷的绝大多数国民的奇怪结合体，而这个结合体里的财富在整体上正处于相当严重的泡沫状态。
写于2009年7月10日，发表于2009年7月13日《南方都市报》，见报有删节
温和改良主义者季羡林的精神遗产
Tue, 14 Jul 2009 11:58:00 +0800
季羡林先生以九八高龄遽归道山，身后留下上千万字学术著作，堪称季老最可宝贵的学术遗产，有待于后人承继遗绪，薪火相传。而作为一位民国时期留学德国，归国后致力于东方学研究，教书育人数十载的现代知识分子，季老的精神遗产同样值得重视。特别是数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于1949年前历经战火纷乱、时局变迁，后来又几经折腾，元气大伤；像季羡林先生这样经历了近百年岁月的学者，个人遭遇与所处时代紧密关联，不失为洞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与精神历程的典型人物，有心者更不能不有所关注。
在这方面，相关论述已经不少。只是隐约觉得，此时此刻，似有进一步求解之必要。譬如有学者给季羡林先生作传，为他的一生提炼出八个字——"清华其神� 北大其魂"，将他看作清华、北大两所著名学府的精神象征。还有人认为，季羡林是北大精神亦即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这些观点自有其道理在，不过稍嫌粗略，缺乏更为清晰具体的界定。比如什么是清华或北大的精神内涵，这里所指的是哪个时代的清华、北大，还有五四精神具体包括哪些涵义，都需要明确论述，否则容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个人感觉，求解季羡林先生一生的精神依归，可能还需要从他个人文字里寻求答案。季老晚年留下大量随笔，不乏对时代和人生的感悟与反思，这些文字记录或可见证他的思想嬗变与精神历程。而欲追寻季老的精神足迹，有两篇回忆文字不可不留意——这两篇文章分别为《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回忆陈寅恪先生》。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季羡林先生大半辈子（1949年以后）所践行的人生哲学� �主要是两个字：容忍。这两个字既是季老的处世方式，也是他学术人生的精神所在。
1946年，时年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归来。陈寅恪先生把他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及文学院长汤用彤，先是按惯例担任副教授一职，约一周后即转为正教授并兼任东方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如此破格"升迁"实为当时所仅见。其后，季羡林在北大度过了三年"毕生难忘的岁月"。在这期间，由于工作和学术上的关系，季羡林和胡适之过从甚密，常有当面交流请益的机会。
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专程前往拜谒胡适的陵墓。他后来回忆到："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又说："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看来，彼时彼刻的季羡林心情万分复杂，欲言又止。
季老内心的秘密并不难解读。1949年以后，季羡林主持的北大东语系虽然一度十分红火。然而随着社会激荡，多位知识分子先后遭遇"华盖运"，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完俞平伯批胡适，最后批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 寅恪头上。在一系列批斗面前，季羡林保持沉默（必须说，这在当时已属非常不易之举），"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晚年忆及，他说："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但是，仅仅保持沉默而不能为这些他所熟悉的师长们辩白，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有所愧疚。这大概就是他站在胡适墓前，感到自己的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一个缘故。
保持沉默，既是不妥协，却也是一种容忍的态度。季老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过的——在频繁的"政治运动"面前如此，对发生于身边的人事亦如此。就拿去年发生的"藏画盗卖风波"来说，季老事前并非不知情，后来也称"丢画两三年了"，可他刚开始并不愿积极寻求答案；对于"身边人"的一些"小动作"，他甚至有� 还刻意装作没看见。季老曾经这么说："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毫无疑问，容忍精神确乎季老所践行的一大人生哲学。
季羡林先生早年求学于清华，后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回国后又在北大教书数十载，清华、北大的人文精神自然在他大脑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但这几所大学对他人格和精神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三言两语恐怕说不清楚。不过季老曾讲过，自己一生中碰到了六位对他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在国外的有两个人，即他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个人，即冯友兰、胡适之、汤用彤和陈寅恪。概而论之，国外两� 恩师对季羡林的学术研究帮助最大，冯友兰、汤用彤是在关键时刻（留学和到北大任教）对他有提携之恩，而对他的治学方式和人格精神均具深刻影响的，则非陈寅恪和胡适之莫属。
陈寅恪先生是季羡林学术和人生道路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榜样人物。由于在清华期间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才会动了主修梵文课的念头。（值得一提，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也是陈寅恪的导师亨利希·吕德斯的嫡传弟子，二人为柏林大学的同学）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正因如此，陈寅恪所汲汲追求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可能不对季羡林产生人格感召 ��用。
季羡林得以在北大展开学术和教书之旅，也和时任北大校长胡适的大力提携不无关系。胡适对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颇为欣赏，直至晚年还曾评价：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这让季羡林"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北大期间，在这位大学者面前，季羡林"经常如坐春风中"，胡适之的人格魅力，也为季羡林所津津乐道。胡适曾云："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晚年胡适又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于追求自由的同时保持容忍的精神，这也正是季羡林重要的人生写照。
但总的来说，这种容忍精神超越了季羡林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乃时代使然，也是个性使然——却不知这和季羡林平生致力于佛学研究有无关系。当然，季羡林总是在容忍，有时候却也遏制� �住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在动荡年代，他对批判知识分子的行为保持沉默，对加诸自己头上的不公平待遇保持沉默；到了晚年，当历史的教训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他勇敢地站了出来，愤然写出《牛棚杂忆》，对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还有，季老晚年对戴在自己头上那些莫名其妙的高帽表示极度反感，多次提出要还自己"一个自由自在身"，这同样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清醒认识。
这或者还表明，季羡林先生从来就没有忘却前辈学者、师长们的教诲，不敢丢掉清华、北大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只是出于时代和个性缘故，他更多是以一种容忍的姿态走完自己的一生。还应当指出，季老本人对这种容忍精神并非持悲观态度，甚而含有积极主动的意味。大概季老总是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所以对于社会天翻地覆以及个� �荣辱起伏，方才能够保持一种宽容和忍耐的乐观精神。而这恰和胡适之先生晚年提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真是何其巧也。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语见诸胡适发表于1959年的《容忍与自由》一文（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第20卷第6期），原话乃他的老师布尔教授所讲过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接着表述："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他还指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胡适谈这番话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正逢台湾地方当局借机打压胡适、雷震等人发起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此胡适认为杂志"应该检讨自己� �编辑方法是否完善"，并写下了这篇文章。据研究人士分析，这篇文章既是胡适对台湾当局的一次"上谏"，更是"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对同志们发出了一种规劝，指明一条'温和'的道路，以期获得政府的'容忍'"。胡适所强调的容忍有双重内涵：一是劝政府有容忍的雅量，一是劝他的激进的同道与后学们耐住性子，忍受政府的种种压迫，以换取政府的容忍，而不要采取暴力、激烈的手段。（相关内容请见《书屋》杂志2001年第9期，文章标题《容忍的自由》，作者楼魏华）
季羡林所持容忍精神的境界，或没有达到胡适先生所言的地步。他只是在单方面地容忍时代加诸个人身上的种种不幸，同时期待着，这种容忍最终能够等到和换来社会的进步。 就此而言，季羡林先生的容忍精神客观上多少有些消极和无奈，而其积极的一面在于，这表达了他的一种心声：对这个时代多一些容忍和耐心，社会总会朝着更好的方向渐进发展。说到底，这种容忍精神是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这就是季老留给这个世界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
2009年7月12日
民族团结不仅是力量
Tue, 14 Jul 2009 11:01:00 +0800
作者：港媒直通车 | 评论(4) | 标签:民族团结, 西部大开发
《信报》今天的社评认为，新疆7.5骚乱可能会给西部大开发政策带来大的调整。
骚乱稍微平静之后，又传出消息警察当街击毙两名维族嫌犯，据报当时嫌犯试图攻击另一名维族人，对此事件某境外维吾尔组织表示完全不同的看法。文章预料此事又会产生新的刺激作用。
从骚乱发生以来，中央已经给事件定性：这是一起由境外分离势力插手、蓄意制造伤亡破坏的事故，有组织，有预谋。新疆事件严重破坏了民族团结。
文章说，一直以来中央推行民族自治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语言，而且在经济上特别给予各种优惠，中央政府更向民族自治区（新疆和西藏都属于自治区，跟其它省的体制有所不同）投入巨资大搞建设，� 望可以增强少数民族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但是去年今年两大自治区先后出现状况，自治区的长治久安问题成了摆在现实之前的不容回避的话题。
文章认为，西部大开发政策自从2000年提出以来，涉及十二个省市区，面积占国土的三分之二，目标除了建设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外，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战略作用，就是解决长期以来中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以及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的巨大差距。
沿海和内陆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毛主席在五十年代的时候《论十大关系》里提出过，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问题更加严重。内陆省份的劳动力年年涌向沿海地区打工，给治安和交通方面带来很多压力。
文章说，西部大开发除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西部地区还牵涉少数民族和边境安全等问题（西部多个省份均接壤外国，属国防要塞 ��，关系国家的全盘大局。但是，开发西部的结果是政府鼓励汉人西移，结果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不但没有因当地发展而受惠，反而被迁入的民众「掠夺」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把原来已存在的差距扩大，也令少数民族的不满逐渐加深，原来要消弭内部矛盾的政策，反过来成为激化冲突的祸因。
据报道，国家发改委上月透露，明年一月是西部大开发十周年，国家正在研究新的政策，进一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相信民族团结定会成为新政策考虑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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