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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治理和自主选择是人民产权安排的关键
Sun, 26 Jul 2009 12:16:00 +0800
作者：郭宇宽 | 评论(3) | 标签:股市, 农民, 征地
日前南方周末一文《股市600倍暴富神话降临失地村庄》,讲述闽西一村,因为资金矿业夺走他们的土地,当时企业现金流紧张,给了些原始股作为补偿,结果现在让很多村民因此成为百万富翁。这大概会引起很多人的歆羡，网上有人把这个闽西村庄的村民当作中国最走运的失地农民。
而在我看来，这个案例用不着大惊小怪，而且这个村庄的农民也并不是特别幸运，如果是在一个土地私有的社会，在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发现了大型金矿，完全可以自己开发，或者由农民主动拍卖开采权，这样村民们成为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在中国，农民还是只能被迫接受城下之盟，几乎没有选择的接收外来企业和政府主持制定的赔偿标准，每一个农民无法作为独立的谈判主题，他们除了上访就只有签字画押的权利。当然这个村庄的农民相对于中国其他地方被征地的农民显得幸运，是因为他们意外的享受了证券市场的财富溢价，获得了比其它地方一亩地补偿万把块钱的中国农民更多的收益。
但我想也许有一种观点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那就是认为股权补偿是比现金补偿对农民更好的一种方式。假如以后更多的地方征地一类涉及到农民利益的事情，都说不给你们钱了，都给你们发点儿公司股票吧，那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
资金矿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事实上如果早知道其股价能涨这么多，我想其公司高管宁可去借高利贷给村民付赔偿，也不会把公司原始股这么慷慨的分给大家，所以这次村民的意外收获，与其说是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收获，不如说是公司高官对形势判断失误，无意中让村民受益。更多的情况下，村民和公司经营者之间存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相当于在股票市场中，通常小散户是玩不过庄家的。
有人会说了让农民成为股东，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就像十七大报告说的，让人民享有"资产性收入"不是很好么？问题是对农民来说，他们最主要的就是手里的土地，眼下这个资产不许交易，流通受到限制，甚至不许出租，人为的压低了这部分资产的价值。换一个自己不了解底细的公司股票，当然有可能像资金矿业那样收益丰厚，但更大的可能是以后变成一张废纸。
这是管理学的问题，就是委托——代理机制，如何保证一个企业的内部控制者不败德，对股东的利益负责，尤其对小股民的利益负责？这是非常困难。过去我们国家有很多全民所有制企业，也就是说理论上讲，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持有其一份股权，可这些企业的大部分，厂长经理都发财了，而企业都办垮了。现在还有几个超级国企，像中石油，中国联通，但从来没给我们中国老百姓分过红，而且一直在通过垄断侵吞我们的福利。有人可能会觉得私营企业会好一点，老板至少能力强一些，不至于主动把企业搞垮，其实也都是一样的，如果监督不到位，有的是手段通过关联交易或者重组，转移资产和利润，最后经理层发财，股东吃亏。
那又有中国新左派人士得意了，你看，资本化会加剧对农民的剥削吧！还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集体所有制！其实从广义的治理意义上讲逻辑都是一样，集体所有就像全民所有一样，都可以被当作一面幌子，摆脱不了内部人控制的阴影，书记和村长从集体资产中发了大财，村民没有得到利益的案例更加普遍。
所以对于不幸被强制征地的农民来说，究竟是拿现金好，还是拿股票好，或是拿低保好，都是伪问题，治理的透明度和自己作主用脚投票的自由选择权，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的真问题是，中国的农民什么时候能够主宰自己命运，明确他们所拥有的产权。他们会以个人的理性做出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与其的投资选择，农民并不天生比城里人笨，有人也许愿意种地一辈子，这没问题，如果他们中有人不喜欢种地了，愿意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主动的证券投资，未来他们中间出现一批李百万，张百万也并不奇怪。没有什么伟大的人物，会比每个农民自己更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千万不要大而化之地试图替他们作出选择。
直击欧巴马与"哈佛教授被捕事件"
Sun, 26 Jul 2009 10:53:00 +0800
作者：柏蔚林 | 评论(15) | 标签:欧巴马, 哈佛教授, 被捕, 道歉, 啤酒
7月16日，哈佛大学的非洲裔教授亨利•盖茨在完成了一次中国之旅后回到了大学附近的住宅。历经旅途劳顿的教授却发现寓所的门无法打开，在几经尝试之后，心情开始烦躁的教授要求他的计程车司机，另一名黑人，帮助他撞开门。最后总算通过后门进入了房间，教授即拿起电话向房屋管理部门要求尽快修理门锁。正当盖茨在电话里和房屋管理部门交涉的时候，当地警察出现在了他的家门口。一个邻居在远处看到有人试图强力进入盖茨的寓所后，打电话报告了警察，"两名黑人男子正在试图破门而入"。警官克劳利对盖茨进行了例行询问，并要求其出示屋主证明。但此时盖茨教授对警察的询问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为什么（要看证明），就因为我是黑人吗？"在警察确认了他的屋主身� 并离开时，盖茨怒气未消，尾随而出并大声指责警察是种族主义者。最后警官克劳利决定以"行为不端"对盖茨实施逮捕。
此事至此本来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案件，然而却由于盖茨的社会精英身份使之近日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方方面面的注意，而总统欧巴马的一番评论更是一石激起了种族关系的千层浪。在22日周三白宫例行的记者会上，欧巴马一脸严肃的谴责马萨诸塞警方对盖茨教授的逮捕是"行事愚蠢"。除了高调将此事与美国现代历史上对黑人和南美裔的歧视联系在了一起，欧巴马还强调，"这样的（歧视）至今仍然阴魂不散"，"作为一名黑人，我如果试图进入白宫，按照这样的种族观念，我大概会被枪击"。欧巴马此言一出，立刻在美国社会，特别是警界人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警官克劳利表示自己完全依法行事，马萨诸 ��警察工会集会要求总统立刻向全美警察同仁公开道歉，波士顿当地的政府部门也表示了对克劳利和警察部门的支持。全美各地很多警察公开表示，如此将不知道今后如何执法。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职业政客，欧巴马也立刻意识到自己失言了。一句义愤之言把这个民望甚高的黑人总统第一次放在了民意的风口浪尖上。毕竟他在严词谴责马萨诸塞警察时也承认了自己并不了解事件的完整过程，他的理解更多的是基于道义和历史。当他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宣传自己的全民健保改革计划时，随行的ABC电视台大牌记者莫兰在专访中直接提问,"是否后悔说了这样的话（行事愚蠢）？"欧巴马避免了直接回答，而是低头一笑说了些含糊其辞的话，但其软化的态度其实已经很明显了。作为总统的欧巴马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几句话竟然引起了种族关系� 争议和警界强烈的反弹。警察在美国虽然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但也有自己的组织如警察兄弟会之类，此类组织在争取警察权益、福利上有很大的影响力。而欧巴马现在正忙于推行自己的一系列改革计划，自然不会愿意多出一个反对者。作为总统的他面临着一场公关危机。
无疑，这是一件可大可小的事。双方的律师都已经向新闻界表示了态度，暗示可能会采取法律措施。盖茨是哈佛大学的资深教授，地位很高，绝非一般黑人市民可比，如果要纠缠起来，可利用的资源很多。克劳利的背后是强大的警察工会，同样拥有雄厚的法律援助。如果此事就此缠斗下去，又不知何年何月才会有个结果。而关键之处在于，这将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官司，浪费的是双方的时间和纳税人的金钱。事实上，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并没有人员或者财产损失，双� 所争执的无非也就是一口气而已。而欧巴马的不当言词把本来简单的一件事牵扯到了敏感的种族关系上，使自己也卷入其中，并且成了媒体关注的核心。因而如何迅速结束这场已经举国瞩目的政府公关危机，使之不要再发展下去并衍生出更多的种族间矛盾，从而干扰各项新政计划的顺利进行，就成了考验欧巴马社会事件处理能力的试金石。
24日周末前，新闻界接到消息，原本是局外人却身不由己卷入其中的总统欧巴马亲自打电话给了盖茨教授和克劳利警官，并邀请他们前往白宫喝啤酒以示和解。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欧巴马称赞两人都是"好人"，并且委婉地表示自己的语言"很不幸给人以误解"和"本应该能够更小心地使用不同的语言"。至此看来此事会很快平息下去，欧巴马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对地方警察直接针对自己的的反 ��做强势反应，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弱势态度。盖茨教授和克劳利警官双方都已经表示很高兴能够前往白宫与总统一起喝啤酒，而且都已经从一开始的尖锐对立的立场后退，各自开始找台阶下了。根据媒体报道，盖茨教授向哈佛的报纸表示"很遗憾干扰了欧巴马的健保改革计划"，而警官克劳利的弟弟则对记者表示，他哥哥"希望尽快把这件事放过去"。
迄今为止，在这一事件中，最高行政长官的欧巴马并没有采取任何强势的反应来维护自己的观点和尊严，而是以总统之尊温和的向外界表示了道歉和寻求妥协的意愿，以求尽量减少事件对于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媒体对于此事也是全程报道，记者提问尖刻、直截了当，每一个细节都被即时的公布于众。白宫官方不但有常规的新闻发布会，还特地增加了临时记者吹风会以确保信息畅通。 ��时相关的当事人及支持者也都处于公众视线之中，直接向新闻媒体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愿。在各大媒体的网站上也是少有的充斥着网民的留言，其中不乏指名道姓对欧巴马大加指责的言论。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因而人和人之间、集团和集团之间永恒地存在着矛盾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特种之一。调整人和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理想状态下，作为协调者之一的政府存在的最终目的，就是降低社会总成本，把最宝贵的资源都用在每个社会成员的福利上。在这一事件中，欧巴马开始时很明显犯了错误，把一件简单的民事纠纷上升到了种族关系的程度，引起了社会震荡。所幸的是他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低调向民间道歉，信息完全公开，并巧妙的以邀请当事人到白宫喝啤酒的 ��乐化方式来化解矛盾，以期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毋庸置疑，这种务实的危机策略、政治人物能屈能伸的柔性身段和社会责任感，将会给欧巴马的执政成绩单加分不少，同时也展现了成熟政治制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发自内心的自信。有时候，妥协比使用强权更能显示力量。
低科技解决方案
Sun, 26 Jul 2009 01:47:00 +0800
作者：newlight | 评论(0) | 标签:语音识别, Spinvox
在林海峰的电影《废话小说》中，有一段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老伯。他挤坐在一个不知是何处的黑暗狭小空间里，喝茶看报吃杯面，跟着收音机里的粤剧摇头晃脑地打拍子，但是会经常地打开墙上的一个小窗口，往里头扔一罐饮料或是一包零食什么的。最后他终于站起来打开门走了出来，我们发现这扇"门"原来是商场里的一台自动售货机的外壳。
这种"高科技"－－至少是"自动化"门面后是"低科技"的手工劳动的事，最近也在英国发生了。Spinvox 是一家高科技公司，号称解决了用电脑系统自动完成语音到文字转换的难题。他们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两项，一种是帮用户把电话留言转为文字发到用户手机上，另一种是给那些希望用语音代替文字写博客或做其它记录的。第一种服务，据说在商务和传媒人士中颇受欢迎。
虽然 Spinvox 网站上提到在识别过程中，可能会有"专家"(human expert)介入，但是整个系统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个基本自动的过程，采用高科技提供了一项新颖有用的服务，不过是偶尔有专家校正一些而已。
但是BBC 的科技记者 Rory Cellan-Jones 发现，原来这个公司在南非和菲律宾雇佣了大批电话中心的职员，用人工听写的方式，来做号称是机器做的事。除了从公司的内线和电话中心得到情报，他还在他的博客上做了一次测试，把同一段留言连发5次，发现每次收到的文字都不相同，他因此判断他的5段留言被不同人听读，而不是通过机器获得一样的答案。
Spinvox 公司并不否认雇了海外电话中心职员做人工听读，但是不肯透露人工听读的比率是多少。Rory Cellan-Jones的内线则称其实大部份听读都是人工完成的。
在一篇后续的博客中，Rory Cellan-Jones 回应了一些Spinvox公司创始人 Christian Domecq 的回应。根据一些语音识别专家的意见，目前自动识别的难题并没有理想的解决方案。从平时的阅读中，我知道语音识别系统可以用人工智能通过反复学习提高准确性，但是很难想像如何让机器学习电话留言中不同人的口音和习惯。Spinvox 的声称非常有吸引力，但其实是给自己提出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高科技的低成本解决方案，就不得不用低科技的高成本人工来完成了。
原文链接：http://taohuawu.net/2009/07/24/low-tech-solution/
"市管县"与错误的"城市化"逻辑
Sat, 25 Jul 2009 23:35:00 +0800
分税
财政部上周（7月9日）发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12年底前在非民族自治地区全面推行省直接管理县财政的改革"时间表"。《意见》对具体的改革范围和近期目标等都作了说明。
这是在技术层面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一次提出的"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的落实。实际上，财政"省管县"改革早已提出并在多个地方进行了试点改革。2005年公布的"十一五"规划就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数据，到目前为止至少在18个省份和4个地区进行了试点改革。据说，有些省份——比较典型的如浙江省——的试点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因而，此次的全面推进被认为是水到渠成之举。
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媒体评论都对这一改革持正面肯定态度，并寄予了相当高的期望。综合起来看，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改革能够减少财政行政管理层次，促进"扁平化的管理方式"，从而减少地方税收的"跑冒滴漏"。还有专家认为，财政"省管县"为下一步的行政"省管县"铺平了道路。
具有鲜明特色的"市管县"行政体制的开始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不过，自上世纪80年代初首次出现"市管县"以后，有关它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首先，它不符合宪法对国家行政层级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并没有地级市这一层级，宪法第三十条规定：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县、自治县、市"。也就是说，"市"与"县"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处于同一层级，并非目前实际上的上下级关系。而且，无论是横向比较当今国际通行情况还是纵观古代中国，实行的都是三级行政体制。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也都一直是中央、省、县三级行政机构，但从80年代之后逐渐演变成为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
当然，更重要 ��还不是法理或习惯上的理想模式，而是这种"市管县"行政体制随着时间推移显现出来的日益严重的现实弊端。许多人认为，在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和分税制的情况下，地级市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截留所辖县的资金，并动用各种行政力量将绝大多数要素都集中到城市，致使城乡差距越拉越大。"中国城市像欧洲，而农村像非洲"。特别是实施分税制改革之后，县乡财政困难现象愈加突出。财政部科研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40%上升到了55%左右，省级财政从16.8%上升到了30%左右，市级财政的收入比重也有所上升。五级财政中三级财政收入的比重都在上升，而县乡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而且，越是贫困的地级市，这种情况就越严重。因此，"市管县"在很多地方被形象地称为"市卡县"、"市� 县"或"市刮县"……
撇开国家与省之间的收入支出关系不论（这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文随后也将讨论到），造成这种财权重心上移、事权重心下移状况的根源恐怕不并是分税制改革本身，而是边界划分清晰的分税制仅能落实于国家与省的层面，省以下不可能真正实行分税制。正如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曾经撰文分析的，"二十几种税，在五个层级里怎么分？分不下去！"于是在省以下就形成了实际上是讨价还价、复杂易变、五花八门、很不规范的"分成制"、"包干制"等。这种状况给地方行政高层级"上提财权、下压事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也使转移支付根本做不实。
从这里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如果不把在西方发达国家良好运行了几百年的分税制进一步推进到省以下的层级，简单地将财政上的"市管县"改 ��"省管县"，也许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它所改变的只是"讨价还价"的主体而已——市能够利用行政权力去"刮"县，省就一定不会了吗？别忘了，省可是比市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在现行体制下，省对于集中资源发展省内中心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的热情，一点也不会比地级市片面追求地级市政府所在城市发展的热情来得低。
要将分税制改革推进下去，精简财政层级当然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分三层显然比分五层要容易和可行得多。不过，改革国家现有税收体制及国家与省之间的分税格局也注定是不可或缺的。简单地说，国家应当留给省更多的税源，这样它对其下一级的县、市才有税可分。从政治效应上来看，如果国家层面开始就有明显的"上提财权、下压事权"的取向，怎么能指望省和省以下各级政府不依样效尤呢？
分权
而在另一方面，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要建立更科学合理的行政分级管理体系，仅从财政上单兵突进，前景是不乐观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把财政"省管县"视为最终实现行政"省管县"的一个前奏和短暂的过渡。有些学者甚至还担心，在没有后者的情况下仅在财政上贸然实施"省管县"，有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其他后果。
例如，对于某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级市，在"市管县"体制下，市对县是有财力支持的。实行"省管县"后，市级财政当然就会认为从此再没有相应的责任了。因此，在某些财政配套资金问题上，原由市级财经配套的部分，却由于管理体制的改变而不能到位，反而加重了一些县级财政的困难。相信，今后地级市域内一定会出现比现在更多的"断头路"和"半截管道"现象。此外，财政"市管县� 体制会使地级市产生强烈动机，将所辖的富裕县改为区，同时千方百计把贫困县踢出去。站在地级市的立场来看，财政"市管县"实在是一种在原来的事权不匹配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增加新的事权不匹配的做法——市对县没有了财权，但却要继续承担过去的所有责任，如市场监督、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
可以想象到的更坏的一种可能性还不是上述行为改变，而是市利用对县的其他行政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干部人事权——以各种变相手段阻碍财政"省管县"的真正落实。按照目前干部管理体制，地市级党委直接领导县级党委，县一级官员的任免权还牢牢掌握在地级党委。这就决定县很难有能力违抗市的意志。而在当下的中国，许多经济活动和财务往来远远超出了公开帐面上的那个"钱袋子"，只要市仍旧管着县的"官� 子"，县在财政上与省之间的直接往来就难免遭遇"梗阻"，其独立性也就难免大打折扣。所以有县级官员已经说了，"你怎么也翻不出人家的手掌心，其中关系微妙，只可意会。"
由此可以得出基本结论：财政"省管县"只是行政"省管县"这项重大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总方向是正确的，但如果行政"省管县"的整体改革不能及时跟进，则财政"省管县"非但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还可能孕育新的更加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就曾建议，省管县改革，总体上可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就是财政省直管，仍维持市对县的行政领导地位；第二步是市和县分治，使它们相互不再是上下级关系，各自均由省直管，重新定位市和县的功能，市的职能要有增有减，县的职能要合理扩充；第三步是市的改革，合理扩大市辖区，调整精简机构和人员。
但这样一来，又会立刻碰到一个新的棘手问题。根据现代组织管理学的最基本原理，某一个层级（长官）的管理半径都是有限的。中国研究区域行政管理的专家普遍认为，一个省管辖30个左右的县、市，是最理想高效的模式，最多不应该超过50个。我国目前有2700多个县（含县级市），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省辖大约90个县（市），已经是理想管理状态的两倍。而像四川、河北这两个大省，则分别辖138个县（市）。当省的管理半径很难覆盖到每一个县时，一方面，管理的有效性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权力的监督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一个新上任的四川（河北）省委书记或省长，哪怕他记忆力再好，光要将他手下270多个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的人和名都对上号，大概就得花上大半年时间！
要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只有两条出路：一种办� �是，根据理想的管理模式，将全国的省级行政区划重新划分，数量上增加一倍，达到60个左右；另一种办法是，根据每个省的不同实际情况，有区别地采纳不同行政层级管理模式，下辖县的数量比较少的省推行"省管县"，反之则继续保持现有的"市管县"模式。
但在我看来，上述这两种办法都是不足取的。前者严重忽略了省域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传统，一旦执行将成为一种典型的"折腾"，后果难以预料；而后者则将国家的整个行政管理体系置于逻辑上的混乱状态之中，同样会滋生许多新的矛盾。
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出路其实不在于如何提高"管"的水平和效率，而恰恰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即怎样学会"不管"。历史地看，分税制是一种与联邦制的行政体制高度匹配的财政体制。中国固然历来就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联邦制行政体制的长处。对美国和西欧政治制度有过深刻对比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其传世经典《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经作过一个比方，他认为，在美国式的联邦制下，国家就像一个家庭，联邦政府是父亲，各州是儿子；而在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制下，国家就像一个人，中央是大脑，各省是身体器官。托克维尔是想借此说明联邦制的优越性，因为一个人离开家庭后仍然可以存活，而一个器官离开了人体之后就什么都不是了。我们且不论这种说法究竟正确与否，但它的确很精妙地揭示了联邦制的精髓：行政分权。
如果我们想要将缩小行政层级、精简机构人员、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的目标落到实处，那么即使完成了行政"省管县"的改革，也只是一个搭建了一个表面的组织架构而已。改革的真正的核 ��应该是分权，即明确省与县之间的权力、责任边界，让省、市、县分别专心致志地去做好各自应该做的事。
县究竟应该由谁来"管"？我相信，在大多数问题上，没有什么比让民众妥善地自我管理更加明智的政府行为了。
掠夺性的城市化
我父母的故乡在与上海一水之隔的江苏省海门县。1994年，在"撤县建市"的大潮中，它也急不可耐地扔掉了已经穿在身上1000多年的那件土里土气的"县"的外衣（据史书记载，海门第一次建县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显德五年，即公元958），改称自己为海门市。目前，它是地级的南通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
不过，出生和居住在上海的我以及我的亲戚们在碰到各种表格中的"籍贯"一栏时，依旧会认认真真地填上那个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的"江苏省海门县"。另外，我这一生也从未在任何表格的籍贯栏上填过"南通市"。我那对故乡充满眷恋的老父母一向认为自己是江苏人氏，是海门人氏，但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们是南通人。在我观念里，南通与我的关系差不多相当于苏州——它是我老家农村的一个邻近城市。
我妻子� �辈的老家是江苏宜兴，她似乎也从来没有认为过自己是无锡人（现在的宜兴市也是一个县级市，隶属于地级的无锡市）。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广袤国家的自然和文化传统。"县"是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基本行政单位，"省"只有六、七百年历史，而"市"则完全是近代以后的产物。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乡土的方言、风俗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地域归属也是以县为基本单位的。比县更高一级的认同单位则比较复杂，通常是省，但也有超越省域范围的。例如，我一般不会把南通市人当同乡，但我反而会把上海市崇明县人视为同乡。因为海门县和毗邻的启东县原先是长江泥沙堆积成的一块沙洲，那里的最初居民是在明朝后期从崇明岛迁徙过去的，这三个地方方言和生活习俗至今仍然几乎完全相同。
海门从"县"变成"市"以后，县城的面积确实成倍扩大，城中心广场上还竖起了一个外型很像艾菲尔铁塔的巨大的电视发射塔，从老远的田间就能看见它。我近年每次陪父母回老家，都能感受到它的一派热火朝天的城市化的景象。
说起这个城市化，有一点让我父亲颇为不满。他小时侯曾经从乡下到县城的海门中学求学，那时还是民国末年。就像所有的县城一样，过去的海门县城也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叫茅家镇。它甚至未必是全县规模最大的镇，与县域内其他10几个镇的唯一不同之处只在于县政府设治于此。这个名字寄托了我父亲少年时代的艰苦岁月和美好梦想。可是当"海门县"变成了"海门市"以后，乾隆时代就有的茅家镇的历史也就划上了句号。如今，如果在过去的镇中心随便向一个小孩打听"茅家镇在哪里"的话，他多半会以 ��你问的是一个外地名字！我妻子的老家宜兴差不多也是这样，只是"阳羡"（宜兴古称）这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名称消失得比茅家镇更早。我当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从不认为我们不能够对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东西做任何改变。我举上面的例子只是想说明，历史和文化的自然延续其自己的道理，靠行政力量骤然改变它，也许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好比说我们把河南省改为河南直辖市的话，那么古城郑州的命运就将是从此被在史书中抹去。
一个可见和已经见到的后果是：县城的急速扩张是以乡村和其他市镇的凋敝为代价的。比如在宜兴，自古以来，以出产紫砂壶而著称于世的丁蜀镇的经济实力一直远远强于县城宜城镇，其市况之繁华也胜于后者。但仅过了短短20多年，今天你再去比较一下丁蜀镇与宜兴市区的市容市貌，差 ��恐怕不会小于县级的宜兴市之与江苏省会南京市！过去20多年里，我对父母故乡的最大印象是：每回去一趟，就会感觉乡村比过去不但没有令人欣喜的改观，反而更加脏乱不堪，小时侯宁静美丽的田园记忆日益被污浊的河流和杂乱空置的房屋所覆盖。如今，我的那些堂表兄姊们相继离开祖先的乡村，迁入一天比一天膨胀的"海门市"，从"农民"变成"市民"。去年秋天，连我母亲出生的那幢建于清朝时期的摇摇欲坠的老宅也被一场大火最终吞噬……
存在了至少250年的茅家镇的确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它"吃"掉了整个海门县，凭借这一点，它上升为"市"。假如这就是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基本逻辑的话，这是一种对农村和中小城镇疯狂攫取和掠夺的畸形城市化。与我们在世界上最早实现城市化的欧洲所看到的如画的乡村� 致作一比较，这种"中国式城市化"与真正的"现代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那么，再往上一层又是怎样的状况呢？经济和财政方面我没有做过详实的了解，不敢轻易评论，但仅从能够直接看到和听到的事情上就能感受到地级市对县的资源剥夺。如同中国的所有乡土地方一样，海门县也有自己引以为豪的历史人物和地方特产，包括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金石书画家王个簃及诗人卞之琳，还有海门芝麻脆饼、茵陈酒等。其中最出名的当数清末状元、洋务运动干将张謇。由于他是海门县常乐镇人，且长期跟随合肥籍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因此我老家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对子，叫做"状元常乐百姓忧、宰相合肥天下瘦"，以形容晚清末年中国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不过，自从海门成为南通市管辖的一个县以后，张謇就变成了南� 人，他的博物馆也建在南通市区内；当然，脆饼、茵陈酒等自然也变成了南通特产……
我并非站在海门一县的立场上，气量狭窄地不愿意让家乡的历史文化在更广层面上让更多人分享。海门人张謇毫无疑问也是南通人，还是江苏人，更是中国人，假如南通市的确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扬本地的文化传统，那么它将张謇和海门脆饼据为己有，客观上应该是一件好事情。但事实上，眼下许多地方为了争一个历史名人——甚至是像诸葛亮这样1000多年前的古代人物——的籍贯地，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相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嘛！这件小事让我们一目了然地看到"市"是如何掠夺"县"的文化资源的，文化资源还毕竟是一种十分间接的资源，其他能够带来更直接的财富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也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说到底，将目前实行的"市管县"改革为"省管县"，最终目的无非是把县"管"得更好。我很希望能够借着这次重大改革的契机，让越来越多的人搞清楚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县"是干什么的？"市"又是干什么的？
的确，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未来的一项长期任务，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内能够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而且，发达国家农村城市化的历史，也确实伴随着资本、人才和其他要素资源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但是，这种要素流动的原动力应当是市场本身，而不是行政力量。也就是说，要素往能够产出更大效益而不是行政权力更高的地方流，而真正市场化的要素流动一定是双向的。这样的城市化，必定是城市与乡村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而不像我们这里目前的这种城市依托行政力量对农村进行单向的剥夺和榨取。
在我看来，通过合理的行政体系的梳理和安排，扭转错误的城市化方向，是我们最应该对这次"省管县"改革寄托的期许。
写于2009年7月12日-18日，分三次分别发表于2009年7月13日、7月15日和7月20日"网易评论"我的个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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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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