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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词热语，民意几许
Fri, 22 May 2009 12:55:00 +0800
最近，网上最热词汇莫过于"欺实马"、"吕传传"等网友自创概念。前一个词语源自全国关注的杭州飙车事件，后面这个词指的是甲型流感患者山东吕某某。如果说，"很傻很天真"、"打酱油"、"俯卧撑"等雷词已成为2008年令人难以忘怀的网络记忆，"草泥马""欺实马"等热词则演绎着2009年的网络舆论生态。
以标签化、概念化方式对某一具体事件进行抽象表述，这既是面对高度信息化的网络时代的一种反应方式，更是公众舆论的一种表达方式。在信息繁杂而混乱的今日社会，如果不能对文本进行再处理，即便再重大的事件，也很容易迅速地为人们所遗忘。那种脉络清晰的"宏大叙事"在公众传播中已经越来越失去市场，麦当劳化的新闻阅读方式逐渐占据了� �流位置。
网络热词的批判性及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时评家长平先生所说："假如没有这些标签，（杭州飙车事件）就不可能成为群情激愤的公共事件，就不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网络雷词由于蕴涵着强烈的社会批评性，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大众批判手段。正如我曾经指出的："从正龙拍虎、秋雨含泪等网络流行语，可以看到公众不再仅是拐弯抹角地讽刺、嘲笑或怒骂，还采取了一种严肃、直接的批评方式。这表明在和其他话语体系较量中，大众话语确立了自身力量优势，从而变得更加自信。例如秋雨含泪一词，明显表达了公众对个别知识精英言行的藐视。"
但从如今网络热词的演变和影响力来看，在对这一文化现象予以正面评价外，还得关注其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对信息进行� 度概念化，本身就意味着必须忽略大量原始素材，而经过这么加工处理后，人们可能也将失去对事件进行客观评判的必要依据。
拿"欺实马"来讲，这个词语明显表达了网友对杭州有关部门处理飙车事件的一种不满情绪。至于这个"欺实马"如何从"70码"演化而来，"70码"在原始场景中又是如何表述的，大家要么不关心，要么干脆视而不见。实际上，在当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杭州交警部门已经明确说，这是肇事者提供的数据。所以，严格来讲，交警部门的表述可能失之严谨，却未必真的像部分人所想象的那样，背后一定存在钱权交易。
再以"吕传传"为例，这一叫法事实上已经表达了网友对患者的一种道德审判。而这对于一个并非有意传播病毒的患者来讲，也是有失公平的。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范跑跑"、"郭跳� "等人身上。当网络热词被赋以明显的判断倾向时，更为复杂的真实情况往往就被遮蔽掉了。这种断然下结论的造词方式，不仅会对当事方造成伤害，而且可能影响民意的合理表达。由此可见，雷词热语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有助于追求正义，却也可能阻挡人们获得真相。
当然，对新闻报道进行标签化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可避免。但这提醒人们，对于这种高度概念化背后的民意倾向，同样有必要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既不能将这种民意表达简单地归之于"民愤"，也不能说因为网络热词真实反映了部分民意，就一定是正确的。个中关键，就在于不能因此损害了对事实真相和法律正义的追求。
2009年5月21日
"莫须有资费"何止多收了三五年
Fri, 22 May 2009 12:55:00 +0800
毫无疑问，移动漫游费、固定电话座机费等通信资费是老百姓的梦魇，更是国内通信公司身上的硬伤。一日不解决，每年都得折腾几回。这不，又有外媒有鼻子有眼地传言，中国可能会取消移动电话漫游费和固定电话座机费，以促进消费者增加电信开支。而来自另一方面的说法，这只是个别专家的意见，已被发改委否决。
不去管这些具体争论，以国内电信领域目前的业态表现，可以肯定地说，取消相关资费仍然有待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既有利益格局依然强势，在没有更为强大的外力作用下，让电信运营商白白割舍一块大肥肉，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另一方面，以3G为主力的新业务模式仍在初创阶段，大规模商用还需要技术上的突破以� �市场的进一步推广，在这时候，显然也不太可能一举取消原有盈利方式。所以，不妨把这些纷纷扰扰的传言，当作一种公众意见的表达方式。
但是，这些理由依然不能遮蔽一个事实：无论移动漫游费还是固定电话座机费，均为国内电信运营商的一种不当得利；从真正和国际接轨的趋势看，相关资费何止多收了三五斗，更是多收了好几年。具体而言，移动漫游费属于零成本的"莫须有收费"，固定电话座机费也是一种捆绑式资费，没有什么合理性可言，这一切早为公众所熟知。在这种情况下，运营商的种种理由越发显得苍白无力，只剩下一个说法值得同情：一旦取消上述收费，各大运营商财务报表的盈利数字实在可怜。比如中国联通2006年盈利37.3亿元，若扣除漫游费收入，实际则为亏损。
更让人隐隐作痛的是，在日新月异的通 ��技术革命背景下，一些先进国家早已取消了包括语音通话费在内的传统业务收费，而我们不仅不积极接轨，反倒日复一日地做着业界垄断者的美梦。
早在2007年初，世界最大电信运营商美国AT&T与旗下移动公司就宣布：网内的移动及固话用户可以免费无限拨打或接听其他AT&T用户的电话。早在2004年，日本几大移动公司3G宽带数据上网业务实现包月计费（其中一款套餐只需人民币20元/月），用户通过手机上网服务可以拨打网络电话，实际上等于通话免费。这并不说明这些商业公司都是慈善家，而是表明，传统电信运营和收费模式已经逐渐为新技术、新模式所取代。反观国内，3G技术刚刚推出商用，却遭遇不少投诉。这更加表明，国内电信运营商越是想吃老本，新技术越得不到迅速推广，反过来又越发依赖于传统收费模式。
一 ��以蔽之，类似移动漫游收费主要体现为一种垄断性的不合理收费，客观上也表现为新技术发展与应用乏力的问题。所以，立足于"国情"，国内电信运营商即便没有诚意、没有信心彻底取消上述资费，也该下大力气推广新技术革新与应用。3G等新技术及商用一旦成熟，形成新的盈利模块（而且一开始肯定是"高价服务"），那时候漫游费、座机费等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这么说多少有些无奈，关键还得看老百姓等得起等不起。
2009年5月21日
从非典到甲感，在惨痛教训中前行
Fri, 22 May 2009 08:31:00 +0800
注明：此乃本人最近一篇报道的摘选。
"非典的教训重大啊，我们这次抗击甲感就是从非典中学习的。"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疲惫的声音提高了几倍，尽管连日来的四处参加活动、密集地接受采访已使他的身体极度疲弱，但提起6年来的变化，仍很激动。
曾光说，6年前非典突然袭来，上上下下都准备不足，大家没有共识，初期还有不少人人心存"重医疗、轻预防"的陈旧观念，在信息批露上也严重滞后，致使损失惨重。
今年2月，原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3年抗击"非典"中存在四个方面的教训。一是判断不准，处置不当；二是信息不准，传递不畅；三是未及时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四是缺乏有效国际合作。
< >在5月18日至22日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22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也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吸取了非典的教训，并且拨款50亿元，努力做好防控工作。此时此刻，比较一下6年来的变化，是有必要也是有意义的。
当年第一例非典病人出现在广东佛山时（2002年11月），公众毫不知晓。直到2003年1月2日，广东省卫生厅接到河源市人民医院一份传真函称：该院收治两例重症肺部感染病人（已转广州住院治疗）后，7名医护人员感染发病。随后，非典开始在广东省境内蔓延开来。到1月20～23日，应广东省疾控中心请求，中疾控派专家赴中山市协助处理不明原因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暴发疫情，提出控制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要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并上报卫生部。
需要注明的是，此时距中疾控正式成立（2002年1月23日）刚1年，这 ��年轻的机构尚处于人事建构之中，对于突如其来的非典，无论从思想意识，还是技术手段上，都准备不足。
前中疾控主任、现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李立明回顾那段日子，坦承当时的稚嫩，他说，"我2004年离开后，2005年翻译了《美国CDC（疾控中心）历史》一书，从中可以看到，美国CDC也是一步一步成熟起来的。特别是涉及到疾病控制这方面，经验都是从和疾病作反复斗争中取得的"。
当时，政府在应对非典上，同样严重准备不足。初期一片混乱，人人自危。直到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才建立每日疫情发布制度，当日发布的数字触目惊心，"截至4月21日，全国共累积报告病例2001例(医务人员456例)，治愈出院1201例，死亡92例"。
两天后，4月23日，国务院才成立防治非典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的防治工作。� 后，抗击非典工作才正式走上正轨。
而这次抗击甲感，反应就迅速得多了。李立明评价说，"感觉他们很从容，工作有条不紊"。
据中疾控办公室主任兼抗击甲流综合协调组组长王健介绍，早在4月22日，中疾控工作人员就在美国的一家专业网站上看到加利福利亚"猪流感"（当时称谓）消息，23日上报给卫生部，24日请了3位院士会同中疾控的专家一起研判局势，大家一致认为此事要小心对待，要做慎重准备。到25日，也就是世卫组织正式通报墨西哥疫情的当天晚上，中疾控主任王宇就紧急召集专家会议，认为要高度重视这起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之后立即成立了抗击甲流领导小组。29日开始对省、地市级疾控中心进行培训，30日对十大口岸城市疾控中心进行培训，5月3日又对八大军区疾控中心、五个检疫检验局进行培训。至� ，防治甲流的应急状态准备就绪。
因此，当5月10日从四川传来第一例疑似病例消息时，中疾控的工作人员并不感到意外。当天晚上，疑似患者咽拭子标本送到中疾控病毒病所实验室，经过一夜的试验，到11日早晨，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病例。
三天后，4月28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卫生部等部门关于一些国家发生人感染猪流感疫情的报告，研究部署我国加强人感染猪流感预防控制工作。此次会议上，确定了"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联防联控、依法科学处置"的原则。
在5月11日四川包某被确诊为我国内地首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后，胡锦涛作出重要指示说，要进一步加强领导，继续抓紧做好应急响应的各项工作，科学、有效实行卫生防范措施，全力制止疫情在我国传播，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全。
在短时间内，中国政府迅速建立了多部门参加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在出现确诊病例后，全力救治患者，追踪密切接触者，及时通报和发布有关信息；在继续坚持边境口岸的严格检疫的同时，加强了人群流感监测工作并启动了网络直报；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相比6年前的一片指责声，外媒基本肯定这次中国政府抗击甲感行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国在确认境内第一起甲型H1N1流感病例后，立即全面展开和实施精心策划的防控计划。而即使是在这起病例被证实之前，中国最高领导人就已采取了一系列高姿态步骤，表明中国将认真对待，尽一切努力遏制疫情。
已挑大梁的中疾控主任医师倪大新6年前还是一个新手，他参加过北京市疾控中心非典防治工作，对前后的变化深有感触，他说，"当年抗击非典，也不� 说是打了败仗，不过开头的确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他认为，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相关的制度也逐渐建立起来，例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2003年5月9日的公布实施，对此后的抗击非典起到了制度保障作用。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医务工作者都从非典中学得了终身难忘的一课，对于今日的防治甲感很有好处，尽管这些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
附文："政治决策，不用去解释"
——专访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
2004年春天，北京和安徽两地再次发生非典疫情，随后由卫生部、科技部组成的调查小组经数月调查显示，此次疫情系实验室感染。7月1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等人因对非典病毒管理不善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卫生部批准了他们的辞职请求。
相较此前孟学农和张文康 ��高官去职所引发的巨澜，李立明的离开，要平静得多。
2003年4月4日，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开称非典得到控制，李立明挺身而出，向世界卫生组织和世人陈述实情，并首次使用"疫情"二字，举国震动。他被媒体称为抗非典中最值得记住的三个人之一，与钟南山等并列。
媒体对他的大体印象比较良好，"他遇事沉稳、充满自信、思维敏捷、语言表述极为准确"。媒体为李立明归纳的非典期间的主要功绩有：在最初的1个多月时间里，3次到广州督导防疫工作；迅速建立非典主动监测报告系统；负责非典确诊病例的数据统计。他曾经自信地说，在他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隐瞒。
离开中疾控半年后，2004年12月李立明转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院校长。2007年1月，李立明升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 �学党委书记。
2009年5月18日下午，记者几次拨打李立明的手机，无人接听，于是发去短信，提出采访的要求。李立明先是回复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不说为好"，后在解释当时离职情形时说，"那是一种政治决策，所以，不用去解释和说明，只要你认真做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之后，记者再拨通李立明的电话，这次他接了，小声地解释一直在会上，等5点半散会后再联系。5点半刚过，李立明就回拨了记者的手机，于是有了下面一则简短的对话。
章文：作为曾经的带头人，你怎么评价这次疾控中心防治甲感的工作？
李立明：感觉他们很从容，工作有条不紊。这得益于6年前抗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
章文：当年抗击非典初期很混乱，主要是什么原因？
李立明：主要是医院内部防控不� �。当时大家对非典认识不清，也未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医护人员感染得很厉害，有些医院，医护人员得病的比一般人还多。老百姓一看，这还了得，你医生都保护不了自己，我们可怎么办？于是，人心惶惶。
章文：我记得你当时上媒体的频率比较高，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李立明：我本人其实不愿意站出来的，但当时那个情况，不得不站出来说话。必须有人出来批露真实信息啊，否则小道消息满天飞，群众不知道真相，会更加恐慌的。科学家就是应该在紧急关头，用自己的知识解惑，平定人心。所以，当时只要是媒体要求，我都会答应的。
章文：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你接受《面对面》专访时，没有带口罩。
李立明：我是专门不戴的。当时王志他们还问我，为啥不戴口罩。我说在空气畅通的地方，是不会传染非典 ��。这不是盲目自信，而是一个科学家的自信，科学家就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让老百姓打消不必要的担心。
章文：2003年你的表现很好，可遗憾的是，2004年疾控中心内部实验室出现了病毒外泄事件，这也导致你的离职。你现在怎么看这个人生大转折？
李立明：疾控中心出了问题，我作为一把手，不负责谁负责，这是应当的。不过我不是引咎辞职，我是自愿辞职的。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总得需要有人作出牺牲，这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堕落的权利
Thu, 21 May 2009 23:08:00 +0800
人是环境的产物，社会心理学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就是把一个好苹果放到一筐烂苹果中，好苹果很快就会腐烂。满文军这样一个健康向上的农家孩子居然也走到吸毒被抓的地步，可见我们的娱乐圈已经糜烂到了什么程度？
但这两天让我总觉得有些不适的并不是一个农家子弟的堕落，而是连日来见诸媒体的一片惋惜之声，似乎这个淳朴的农家子弟辜负了大家的感情，变成了忘恩负义的高加林。尤其今天cctv播出的一段1998年东方时空对满文军老家拍摄的影像资料，似乎在做着这样的提醒：千万别忘了你的出生，你看看有多少像你一样的农家子弟还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修理地球？你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现在的荣誉和地位，你才来城里混了几年？怎么就能学人家吸毒呢？
表面上是痛心疾首的规劝，但怎么看字里行间都是一种透着优越感的说教。这便是中国长期以来城乡两元结构带来的最可悲的社会割裂。
吸毒固然不对，但为什么娱乐圈被揪出来那么多瘾君子，只有到了满文军这一下子便被贴上了出生的便签游街示众？为什么不能就事论事的只谈吸毒本身？其实已经很明白了，长期占有大量社会资源享受较好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的城里人骨子里滋生出来的那种身份优越感是任何情况下都挥之不去的。对于满文军来说，其潜台词就是别看你比我出名比我有钱，但怎么说我也是城里人，你一个农村人就算混好了也得给我乖乖的夹起尾巴做人，现在你出事儿了，我就得提醒提醒你。
若干年前看冯巩演的《没事偷着乐》，张大民和二民谈心，说，你怎么能找个农村人呢？咱家是穷，可再穷咱也是城里人......
每每看到此处我都为这段对白拍案叫绝，这是多么鲜活的小市民心理的刻画？但凡庸人总要觉得比别人过得好一些，才能回到"健康"的心态，那么身份的优越可能就是所有市民阶层唯一的精神胜利法。
人本不应该吸毒，不管他是部长的儿子还是农民的儿子。但难道农民的儿子就一定要比部长的儿子洁身自好吗？当我们把一些丑陋的"富贵病"病态的当成社会身份的标签的时候，骨子里不够自信的农民的儿子是否有权利贴一些这样的标签来换一个身份呢？
无论如何，满文军只是一个歌手，他身上所承载的一切所谓社会责任和明星光环都是社会加付于他的。作为个体，他有的只是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后果的能力与义务。而我觉得仅此就够了，为什么非要追本溯源的从出生说起呢？
如果我们只愿意在既定的价值体系内做出判断，那么先别管谁比谁有堕落的权利，我们必须先搞清楚，谁比谁有优越的权利？
金融业"以人为本"之举
Thu, 21 May 2009 17:50:00 +0800
上周末，在"2009陆家嘴论坛" 热烈举行的间歇，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和黄浦区政府宣布，分别与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及上海银行签订框架协议。上海市银监局副局长谈伟宪表示，将积极支持浦东新区率先成立一家消费金融公司。
银监会《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是在此前4天发布，按照现在的势头，上海浦东新区这个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显然有很大的机会在银监会指定的北京、上海、成都、天津等四个试点城市中先拔头筹。根据那份《意见稿》，消费金融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3亿元，为中国境内居民个人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贷款。消费金融公司可经营的业务包括家电、电子产品等个人耐用消费品（不包括房屋和汽车）贷款；旅游、婚庆、教育、装修等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等。
对中国人来说，消费金融公司是一个陌生的"新生事物"，可说起来，它在西方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也许确实像中国人一直喜欢挂在嘴上的那句话说的那样，所谓"危机"，就是"危"中有"机"。如果没有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以及由此而大大加深的对内需的重要性的认识，各界人士期待了多年的消费金融公司仍不会那么快就获得准生证。
坦率地说，我并不看好短期内消费金融公司在国内的前景，其中的原因，许多人士已经作了大量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但我认为，正因为这样，它才需要得到格外的呵护。
以往中国人谈到金融业，总是直接将它与国家的投资建设联系起来，记得几十年前有一句很流行的口号，叫做"省吃俭用储蓄，支援国家建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金融业又多了一个使命，就是为国有企业解困服务——国家开办银行和股市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给国有企业筹集资金；老百姓的觉悟没那么高，对他们来说，金融业是一种投资（或投机）以求财富增值的渠道。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金融能够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做点什么贡献？
当然，话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近10年来迅速成长的住房和汽车按揭贷款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也成为银行日益倚重的一笔优质业务。然而，商品房和汽车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恐怕一生顶多也就买一两次。所以虽然贷款量巨大，但对日常的生活消费几乎没什么影响。另外，虽然越来越多的国人已经潇洒地拥有一张或几张信用卡，但考虑到它的刚性的利率和还贷周期，大多数人也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支付手段而已。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消费总额中用到信贷的比例仅10%多一点，而美国是95%。
其实，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收入与消费之间一般恰好呈反向的关系：往往是从经济上开始独立的青年时期到年老退休这几十年里，收入越来越高而消费意愿及消费所带来的享受和满足感越来越低。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一种很好的金融工具对这种自然的年龄—收入曲线进行合理化调节，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大大抑制了每个人的消费能力，不利于人的幸福；另一方面自然也抑制了市场的拓展，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在传统的大家族社会里，这种情况可能还不明显。现代社会家庭小型化，人的期望寿命不断延长，矛盾会日益突出。
从更高的视野来看，消费金融是一种以"人"为目的的金融模式，相比于以"物"（投资）为目的的传统金融模式，它是金融行业"以人为本"的体现。而且，这种"以人为本"的金融模式由于扩大了消费、拓� 了市场，最终也带动了经济和投资，它显然比单纯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更加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迫切需要。此外，消费带动的金融虽然也蕴涵了风险，但却不像投资带动的金融模式那么容易产生泡沫。
银监会公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在我看来，最大的尴尬之处在于，它既寄希望于借助"无抵押"之类的"便捷"优势解当下内需严重低迷的燃眉之急，又想方设法地试图将这种试探严格管制在一定范围里，名为风险控制，归根结底还是担心它对国有银行的市场垄断造成冲击。
写于2009年5月18日，发表于2009年5月19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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