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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秒
Sat, 23 May 2009 08:49:00 +0800
作者：柏蔚林 | 评论(5) | 标签:警察, 嫌犯, 民权
那一天对美国阿拉巴马州-杰佛逊郡的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而言没有任何特殊，如同往常一样，助理检察官正在为最近即将开庭审理的案件准备上庭的材料。这次起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一名37岁的非洲裔男子，累犯前科，这次被起诉的原因是蓄意袭警：嫌犯驾车逃逸警察盘问，并撞倒一名拦截的警察，致使该警察当场腿骨骨折。检察官办公室对这起案件的胜诉判决没有任何怀疑，已经拟定向法庭要求的刑期将是嫌犯入狱服刑20年。
在审阅了几乎所有必要的呈堂材料以后，助理检察官决定再观看一次警察局送来的现场录像，这将是一件在法庭上极为重要的现场证据。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小的意外发生了，这个影音片断无法正常播放。于是助理检察官向警察局发出了第二次索取证� �的要求，在考虑到被告的律师很可能会在证据上大作文章后，为防止出现意外情况，检察官办公室明确要求警局提供最原始的完整录像档案备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带出了案中之案。直到庭审前一个星期，助理检察官终于收到了伯明翰市警局的原始录像。开始播放，长达20分钟多的影像终于快要结束了，没有看到什么问题，助理检察官已经在准备作必要的剪辑了。然而就在第19分56秒时，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在她的眼前。直到影像结束，这是一段以前没有看到的录像纪录，前后仅仅11秒，但她明白此事非同小可。
检察官布兰登•弗斯很快得到了助理检察官的报告，经过慎重考虑，弗斯决定通知有关单位：伯明翰市警局，阿拉巴马州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FBI）阿拉巴马州办公室。2009年5月20日，伯明翰市政府召集了记� �会，市长和警察局长亲自出席向新闻界通报了一起被隐瞒了长达一年多的警察滥权暴力事件。伯明翰市市长明确表示"对警察暴力决不容忍"，警局局长宣布五名涉案警察已经被除名，相关刑事责任调查正在进行。与此同时，警察录像被市政府公布在了互联网上供公众观看，每一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最后的11秒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辆高速行驶的白色旅行车，
几辆紧紧尾随的警车，
前方一辆警车横在路中心，一名警察在挥手示警，
白色旅行车突然转向，直向拦截的警察撞去，
警察躲闪不及，被撞倒在地，
白色旅行车离开高速路，开上辅道，警车紧紧跟随，
警车越逼越近，白色旅行车开始失控，冲向路肩，
白色旅行车完全失控，在路边翻滚，驾驶员被从车内甩了出来
几辆警车遽然刹车，车门 ��开，一名手持警械的警察首先迅速跳下车，
几名警察快速跟进，
手持警械的警察开始猛击地上的被追击者，其他几人也开始拳打脚踢。
此时此刻任何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警察的狂怒。那是2008年1月23日。至此，最初的案件已经演化成两个案件：非洲裔男子蓄意袭警和警察暴力袭击嫌犯。
对此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人渣该打"，
"警察执法犯法"
"出来混的早晚要还"
"老黑要发了"
"执法者到违法者只有一步之遥"
大抵如此。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看法，但如何看待这个事件此时并不重要，祸首嫌犯已经被法庭定罪并开始在监狱服刑，对五名警察的调查才刚刚开始。这个案件里最为可圈可点的则是地区检察官弗斯的所作所为。
在事件发生后的一年时间里，有多名� �明翰市警局主管人员看过那个五名警察殴打嫌犯的视频片断，但没有一个人做出过任何表示，既没有人向警局内部监察部门通报，也没有人向上级报告。而案发地的胡佛市警局在向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移交视频前干脆将最后的11秒剪掉以符合"标准操作惯例"。如果不是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最终偶然发现了这一暴行，执法犯法者将永远逍遥法外。对弗斯而言，这是一起没有外人知道的案件，他完全可以轻易地像别人一样把案件压下去，不就是11秒的视频吗，除了警局内部的几个人，没有任何人知道那11秒的存在。甚至已经入狱的那名黑人惯犯和他的律师也是刚刚在看了市府公布的警车录像后才知道自己曾经被警察暴打，被从车里甩出来的一瞬间时他完全失去了知觉，根本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但是弗斯选择了去公布这一暴行，选择了去维护一名罪犯 ��侵犯的公民权利，下一步成为被告的将是市政府和警察局，弗斯站在了一个公民的一边，弗斯让大众的知情权到达了秒的单位。伯明翰警方宣布对不作为的主管警官将予以纪律惩戒，州调查局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正在研究对5名警察提起刑事诉讼，FBI开始着手调查是否5名警察违反了相关的公民权利。
阿拉巴马州一向是一个对种族关系、警察暴力很敏感的地方。这里曾经是美国民权运动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警察暴力镇压市民也是全美最为臭名昭著的，记录片里常见的被用来批判美国人权的那些警察用警棍、警犬、水龙对付黑人的画面多是发生在阿拉巴马，1955年历史性的罗莎•帕克斯事件也是发生在该州。对很多上了年纪的阿拉巴马人，当年的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一直是块没有完全愈合的伤疤。检察长弗斯是土生土长的阿拉巴马人，不可 ��不知道那一段历史，但他并没有刻意回避，罪犯要为其罪行付出代价，但执法者同样也要守法，执法者同样也处在法律的严格监督之下。
无独有偶，2005年时两名美墨边界巡逻员对一名墨西哥毒贩滥用暴力，被美国联邦驻德克萨斯州的检察官萨顿起诉，两名边巡特工最终被法庭定罪，分别判处11年和12年的刑期。法庭宣判结果公布后，曾在美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一些重量级政治人物宣称要对萨顿的国家忠诚进行调查，一个堂堂的美国联邦检察官竟然为了一名墨西哥毒贩的权利起诉美国自己的执法人员。而检察官萨顿的立场始终坚定：毒贩的人权也是不能侵犯的，保护人权是美国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后来两名前边巡特工虽然经布什离任前行使总统特赦权得到释放，但法庭定罪的污点将一生无法抹去。
短短的11秒使五名执法者变成了违法的嫌犯，短短的11秒也成就了一位值得尊敬的检察官。不受监督的权力随时可能成为出了瓶的魔鬼，不受监督的权力可能使任何 ��个人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借用一个最近有点贬义的表达，请为弗斯、萨顿这样的美国检察官大声喝彩，更请为独立的司法精神、唯法至大的执法理念大声喝彩！
《变故》后记（重发）
Sat, 23 May 2009 08:48:00 +0800
（龙村批注版）
(2008-10-12 00:39:18)
《变故》的故事终于讲完了，可以长长地出一口气了！从2006年初开始准备，直到现在，将近三年过去了，可见讲的是多么艰难！
在我不得不走向社会的边缘，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打击之后，陷入了将近两年的痛苦折磨之中，无以自拔。2005年底，诗人菲可在一个茶馆里说："你也建一个博客吧，在那里你可以倾诉的！"他对我说："毕竟，人是需要向人倾诉的！"菲可帮我注册了一个博客（当时，竟以为菲可是个网盲，还想找机会教他）。过了一段时间，菲可又说："你把你经历的和听到的故事讲出来吧，你现在最有可能来讲这些故事！"
诗人菲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可是全国闻名的大学生诗人。在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菲可的作品经常出现在中国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中。记得上� 纪八十年代菲可的第一部诗集《触目惊心》出版时，电视上一个女播音员先出像说了这个事情，然后紧接着整个电视画面就是一本诗集《触目惊心》的封面，女播音员在画面外解说了菲可的生平、他诗的影响以及诗集《触目惊心》作品收录情况和出版的意义。对一本书的这种电视报道，现在好象只有《江泽民文选》及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和十七大的报告和决议出版单行本时才有过。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对一本书的出版采取这样的电视报道，也只有《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以及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的报告和决议出版时才有过。作为非政治类的文学书籍，享有了这样高规格的待遇，菲可是独一无二的，不论是顾城、北岛、舒婷、傅天琳，还是王安忆、贾平凹、余华、虹影等，好象都没有享受到过（诧异� �兴奋！对那"女播音员"充满遐想……遐想而已）。没有其他的意思（没有其他意思），我想这就是菲可作品所具有的力量，一种纯文学的力量所带给人们的冲击。
正是在菲可的建议下，我第一次真正尝试讲故事（好建议！文化官僚以务虚为实，到底还是实在）。从2006年夏天开始讲，直讲到2007年冬天（如下文所说，老夫赶在冬天到来之前见了老胡一面，记忆犹新），伊拉克的萨达姆被美军抓获，直到被绞死，我的故事也没讲完，而且感觉实在难以讲下去，就不得不停止了。菲可在一个咖啡馆里对我说："你什么都想说，可什么都说不清楚，干脆讲讲你自己吧！"我也想重新来，就讲讲自己，但我已开始讲的故事没讲完，心中总有不舍。这期间，我重新阅读了曾经看过的那些文学书籍，学习他们是如何讲故事的。我发现，我曾经想模� 杜拉斯的《情人》，"我"的故事和"我母亲"的故事交替穿插，但却并不适合我讲故事，因此我讲不下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原苏联的《日瓦戈医生》，虽然让我感触很深，但我觉得也不适合我讲故事。后来，接触到《我的名字叫红》，我曾尝试让每个人都来讲讲"我的故事"，虽然得到了博友们的认可，但我发现讲起来太累了，也很快讲不下去了。
这期间，我也重新阅读了《红楼梦》。虽然书很破旧了，但我在大学时用铅笔所做的详细批注却象新的一样。看到那些批注，我暗自发笑，"这比脂研斋还详细嘛！"顺便说一下，用铅笔在书上批注，是我从我父亲作为一名中医一辈子带的唯一一个徒弟那里学来的。记得多年以前，我还是一个小孩，很不解地看着他在书上用铅笔勾勾划划，他说："钢笔和圆珠笔都不好，很快就变� ，只有铅笔不会变的。"但是，那徒弟却在松潘大地震的前兆，川北的巨大泥石流的前夜，从县城的赤脚医生培训班上连夜连晚地非要赶回在高山上的家，第二天他就随着他从父亲那里拿走的医学书籍一起，带着父亲对他、对高山上的医疗希望，永远地被掩埋在从山上冲下来的泥土和碎石中了。这也是我的故事为什么要从汶川大地震开始讲起的一个原因吧！但我发现我根本不能象《红楼梦》那样来讲我的故事，因为我如果也那样讲，我的故事将没完没了。不过，我从《红楼梦》中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头的一些情节和对话，看似闲来之笔，却揭示着人物的性格，预示着人们未来的命运。
在2008年初，我接触到了多利丝•来辛的《野草在歌唱》，我感觉一下找到了我的故事的讲诉方法。虽然她的《金色笔记》、《爱情又来了》、《� �一种女人》我拿起来几次，可每次都没有阅读下去，而《野草在歌唱》却读了一次又一次。故事虽然很完整，但并不是每个情节每个对话都在一个时间发生的，为了讲述一个故事，这些都可随时拿过来用的。在一个咖啡馆里，我同时阅读完了尼日利亚作家齐诺瓦-阿切比的《崩溃》。居然在很短的篇幅里，就把整个原始部落在殖民主义文化的冲击下土崩瓦解的全过程讲述完了，而人物的悲欢离合命运却栩栩如生。这两本书帮我终于讲完了我的故事。
实际上，我为什么讲的这么艰难，可能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总想把一个通俗的故事和一个严肃的历史结合起来；第二，我总想把轻松的调侃，甚至是下流的滑稽与幽默，同沉重的感悟结合起来。我做到没有呢？我也不好说，只有博友们来给我看看吧！
我能把我的故事讲� �，还得真诚地感谢博友们给我的支持和鼓励，是你们的留言和评论，给了继续下去的动力。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你们的名字了。我只举三个例子。博友目光烂烂（一。女的）从我一开始讲故事时，就在我的每一节故事后，发表了非常精当的评论，这些评论使我对下一次的讲述有了明确的方向，而且她还给了我许多继续讲下去的建议。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在我最难耐的时刻，在无数的夜晚，当我坐到电脑前，我都盼望着她的出现，我阅读着她的评论，她甚至成了我继续讲述的目的。天涯的湖边子洁（二。女的）跟我是同一个家族的，她也经常阅读我的故事，并给予了许多赞誉，让我常常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博友娜娜（三。女的），不但经常来听我讲故事，而且对故事中人物的名字提出了异议，我听从她的话，让庄董改名叫庄冬娜。可以说，是 ��友们的共同努力，让我完成了我的故事的讲述。
另外一个重要的博友，就是"低级趣味"（又名"趣味很低级"，不比强哥，是高级趣味）。我讲故事不久，他就给我留言，说"我等着你尽快讲完！"可是我却一直让他很失望，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2007年初，在一个咖啡馆同他还见了面，他的许多话让我很汗颜。他说；"其实，这讲述也有规律的！"言外之意，是我还没掌握这些简单的规律。因此，我到现在都只敢说我的故事就是一个故事。"低级趣味"可不是等闲之辈（已在老胡博上更正：就是等闲之辈！），如今书市上那些畅销的反腐小说，许多都是他编辑并推出来的（得这样说：反腐加上一堆这样那样的小说——也许就对了）。他的藏书异常丰富，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学和休闲，无所不包，是我见到的中国藏书最丰� 的个人收藏家。他提出的："来源于生活低于生活"（尾巴说的。已在老胡博上更正），让我很赞赏。我们的文学理论一直强调"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让文学作品来指导生活，但你看我们哪一部文学作品指导了生活？浩然的《金光大道》可以说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典范之作，但他指导的生活如今在哪里呢？！生活是博大的，是包容的，我们谁也不要指望我们能君临在生活之上，我们只能在生活的急流中收集一点浪花罢了！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我的故事"来源于生活低于生活"，不可避免地跟生活有相似之处，但如要将真实的生活与故事对照，就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的故事是虚构的，但细节确实是生活中的。这里，我要借用故事中胡长江的一句话收尾："人们只知道我来自中国的内地，但具体是哪里，可能翻遍� 有的中国地图都找不到。你们找不到，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天问图书馆"
Sat, 23 May 2009 08:48:00 +0800
▓我与"天问图书馆"
作者：杨银波 首发日：2006年11月1日
建立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图书馆，于我而言，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而是"基本模型已然实现"，这个基本模型就是我与堂弟杨丰友在家乡共同建立起来的"天问图书馆"。这明显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共享图书的聚集点，目前仅有非常有深度兼专业性的300余本，而三米长的书架还在木匠的制造当中，近日即可放进图书馆。如果仅就个人阅读而言，这已基本足够，何况网络阅读——尤其是下载电子书籍——更是没有任何难度。但问题在于，这里的网络尚须数年的普及，而图书馆本身又绝对是一项及时的不小的启蒙工作，绝非那种尽装些少儿书藉以表"关注下一代"的随流行动。应该说，这是长期的、不间断的，力求数量与质量不俗的，主要针对13岁～18岁少年和18岁～40岁青年的，塑造成熟型人格的图书馆。
"天问图书馆"正式建立于2006年10月8日，位于我的家中——"自由楼"二楼客厅。建成当天，没有剪彩，没有鞭炮，没有各方祝贺，没有摆酒设宴，就是很简单地在电脑里设计出一条"馆幅"，题词为"上苍保佑奋进及勇于思索的中国人"，并将其打印出来，堂堂正正地贴在大门上方。至今，已有一些人来此免费借阅，交了好些新的嗜书如命者和无书可读者。有友人对此非常感慨，嘱我尽快写出一份详细的计划书，用以募集各方废旧的书籍、报纸、杂志，添作资源，供此公益所用，以求服务于更多民众。我很感谢友人的提醒，在此，谨留下的一些经反复思索的想法。
首先，我之居住所在，是在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新岸山村山角井村民小组"山顶上"（邮编：402191）。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永川又位于重庆西部，而朱沱又位于永川最南部，新岸山村又位于朱沱镇的涨谷农村片区，而涨谷农村片区又恰恰属于在全市都挂得上号的贫困地区。可以说，这里乃是典型的"西部的西部"地带。全镇共计八万余人口，外出打工近三万人。这两年来，镇里招商引资、修建道路，已有不少新鲜事物萌芽，一股发展的冲动已然内化到了人的心灵深处，而不是仅仅显现于形式而已。从表面来看，它是开放的，渐进发展的；但从内里来看，又明显缺乏经济、精神、信仰。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以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这个镇里，农民的艰辛惨不忍睹，而自身的劣根弊病亦层出不穷。
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富裕牵连着为富不仁，贫穷牵连着野蛮愚昧，苟活之中的精神麻痹更以赌博之兴盛（或曰"打牌娱乐"）为我最不习惯的见证。这里什么人才都有，然而人才外流现象却相当严重，真正留在这里的人才往往又不得志。茅于轼先生在给我堂弟的来信中说：中国已进入维权时代，既教育百姓，又教育官员。我看朱沱镇就已经到了这一步。这种有关维权的教育不带任何意识形态，也正因为此，它的波及面和深入程度才堪称最佳。我之回乡，给许多人带来了益处，同时也使一些人感到了某种压力和抵触。我之所以坚持走这一条路，实在是因为越深入调查下去，这种见证与思考就越冲击我的神经，巴不得赶紧做出更多有深远意义的实事来。
试想，一个地方怎能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或者说，一个地方怎么可以任由物欲横流而磨灭了人自身的意志觉醒？想当年，我的学生时代是一个怎样的资源匮乏的时代？没有书籍，就以饿肚子的办法，省下许多钱来，到书摊、垃圾站购买廉价书籍。国家打击盗版，可我买不起正版，能怎么样呢？只能用最廉价的办法来获取知识。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延续了许多年的此种经历，被他人一次又一次地复制。我要让人们不花一分钱就能看到最有用的书。什么书是最有用的？对于一个菜农来说，农业技术书籍和市场营销书籍就最有用；对于一个货运司机来说，有关交通运输法规、成本、配货信息、市场差价的书籍就最有用；对于一个养兔的试验者来说，在只有技术风险而没有市场风险的前提下，养兔技术——尤其是养兔医学——就最有用。
对于更多人而言，在我看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最有用。信息匮乏的问题当然可以通过许多办法来解决，但这里大多数地方是典型的农村，而且幅员辽阔，社级交通不便，电脑宽带不是轻易就能安装上的。全镇的农户家中，有几人能像杨银波这样上网呢？我已是再特殊不过的了。电信公司担心的不是安装费，而是实在由于地方太过偏远，而人们又普遍不使用电脑，无需求即无市场。像我这样享受宽带的农业人口，都不能直接将宽带安装在家中，而只能每天徒步走十多分钟，到另外一处靠近服务器的农户家中上网。或许，只有书籍才能解决许多人没有获取知识之途径的问题。
我已调查过太多的家庭和家族，能够总结到的现象是：第一，16岁以上的少年、青年、中年外出打工，家中留下老人、孩子；第二，在家留守的青壮年劳动力，很少是务农者，一般都是司机、商人、杀猪匠或者其它非务农人士；第三，学校是最能集中儿童、少年和知识青年的地方。这里没有技术院校，没有大专、大学、夜校，但中学、小学不少。有的学校多则数千人，有的学校少则数十人。基层教师形形色色，他们能够有多大的能量基本上决定了学生能够有多大的能量，学生自己的自创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实在是个问题。至于其他的社会角色，当然也包括一些成天混迹于世的小混混，无所作为，边缘度日，这也是个问题。
我能直接感受到真正有股求知冲动的人，确实仅仅来自于少数，这是一句实话。许多学生的求知欲是盲目的，没有实战场地，头脑里接受着模糊抽象的教育，而且占很大成分仍是学科性质的灌输教育。这不怪他们，实在与整个国家教育体制的大环境相关。这里的不少人总在思考着怎么赚钱并且赚更多的钱，很明显，知识和技术作为一种谋生与发展的能力，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可缺少的一部份。这里的市场其实并没有步入正规，人们通过拉关系、套人情来实现部份目的。赚了"第一桶金"的人，作为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投入到"到底这里缺什么？有没有赚头？要多大的投入？怎么回收？"的问题探索之中，他们通过积累大量的一手信息或二手信息，来做些短期的经济项目。问题在于这些信息的渠道是封闭的，而真正有实力去投资或投入基本成本的� �却是少数。不管是起点公正，还是机会公正，这里都没有做到。
法治意识的普及，更是老大难的问题。人们习惯于以情、理看问题，对于产权、诉讼、协商、谈判还很陌生。这里没有法庭，要到法庭去还必须乘车到何埂镇。这里也有法律服务的工作者，却不是做法治普及的。中学、小学会邀请几个司法部门的工作者到学校做些讲座，但那仍是官方意志的展现，是典型的驯化。真正来自民间去做激发法治概念的人，我没有看到一个。虽然这里也有人被某某高校法学系录取，但那一定是外流的人才。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总之，真正愿意长期留在家乡服务民众的人我是没看到几个的，除了一些工资低、感情深、有理想、有抱负的个别基层教师。服务民众是可以多样化的，在我看来，在现在这个时候谈服务民众，有两种最为重要：一是解决民众的就业危机和缓解经济压力；二是普及知识、意识，激� �人才，做"再教育"的工作。
比如：办一个厂，召集一些人，做专业技能培训，而后将其签约为员工；针对丧失劳动力者及其家庭，做慈善救济和心理辅导；创建文化场所，举办专题讲座，积累民智，启发民智，做意识交流。第一种当然是最实在的"授人以渔"。如何组织民众、如何训练民众，这当中的经费问题和民众自己的抉择是最需要考虑的。比如说，我就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位朋友希望与我合作，帮助弱势群体。他的计划是：第一步，联络各企业，让企业为友人的电脑培训成本注入资金；一旦资金注入成功，第二步，任何弱势者即可在他那里免费学习电脑技术；第三步，学员学成后与企业签约，成为企业员工。这个计划"三方有益"。可是，短视的人实在太多，人们故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到外面进一个厂就一直呆在那里。他们寻求安稳，定下来了就一直� �下来，很难有所改变。他们等不起时间，比如说，他们会跟你谈：就算让我免费学，那么我住哪里呢？在哪里吃呢？吃住的钱由谁来出呢？我真的就一定能成为企业员工吗？谁可以保证？
有一次，一个知名企业到镇上找到我的朋友，希望朋友能为其招工。朋友立即联络，但无人愿去。朋友没有别的办法，写出一张招聘牌，到街上宣传，竟被无数人骂为"骗子"。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不信任，以及每个人对旧习的捍卫，使得许多本来有的机会都自动丧失了，实在是种悲哀。从事慈善公益工作其实也如此——说是"工作"，倒不如说是"自愿"，没有任何报酬的。我就是一个一直在推动公益事业的个人，单枪匹马，调查过百位数以上的家庭，有许多人都是谈得上绝对受益的，因为除了实实在在的捐助之外，尚有我与他们的反复交流和思想推广。但是，也有一些家庭，我对之简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种事，不唯独我一个人才遇到，很多接触公益事业和ＮＧＯ事业的人都遇到过。人们精于算计，一股强烈的依赖感和内心深处的无动� �衷，使你纵有激情，也对之深感悲哀。比如，两个很不错的孩子，却有着贪婪堕落的父亲；一个很不错的学生，却有着泼妇一般的母亲；一个可怜的老人，却有着毫无责任感的儿子。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些，才使"公益"这种本来非常了不起事业也须相当谨慎。
打官腔的人就更不必说了，明里一套，背后又是一套，你简直不知道他到底哪张脸才是真面目。我越来越感到，人们已经太多地丧失了自己的本真，即使经济富裕了，也并不表示那种根深蒂固的人性里"恶"的一面被消灭掉。公务员的再教育问题，已经不是现在才要重视的事情了，虽然不一定有效——尤其面对那些稍有一点权力就忘记了自身基本职责和使命的人，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但是有一个机会就要把握这个机会。我要肯定地说，我是有企图的，企图改变许多人，企图改变许多状况。不要说人是没办法改变的，"江山移改，本性难移"那句话可以是气话，也可以是托词，有时候就因为一句话，就那么最简单的一句话，可以让你记一辈子。一个混混，再怎么教育，也许最后顶多教育成一个无赖，但也说不定这个无赖总比当初那个混混好� �点点。"天真"是什么？天真就是我的本性，不可抹杀的真诚本性。
有了图书馆，就有了固定的图书馆会员，有了足够多的会员就有了读书会，有了读书会就有聚会、有活动，就会有超出一个人能力的组织式的能力。是知识改变命运，而不是文凭改变命运。许多与现实社会产生联系的话题都可以百无禁忌，这里言论自由，这里思想无疆，这里有正视现实问题的胆魄，这里是某些人的避风港，这里是某些人的温暖巢，这里是某些人的训练地，这里是某些人的宣讲所。我会看到这一天，我会做到这一步。这里没有任何经营内容，但却能使每个人都有收获。到这里来的人五花八门，到这里来的人比"最怪的人"还要怪。自由、宽容、求真，是"天问图书馆"的口号。为了这句口号，任何人都可以是这里的"上座人"，而且专门为你炮茶的人正是我——杨银波。即使有一天我不在这里，或者"突然消失"了，我的家人、� �的家族也将以最大的胸襟来欢迎每一位来客。诸位在此交流，在此学习，我不收一分钱，而且赠送微笑、掌声和最不遮掩的一切思想。
我显然是一个"走出去"的人。走的地方越多，见的人越多，这当中的思想根基就越稳扎。我乐意与各种人打交道，常到我这里来的朋友以及敢到我这里来的朋友，很少有品质低劣者。也许常常就是那么二、三十个人吧，但恰恰是这些人，成为本地的精英，即使其中的部份无权者，也堪称一种希望。我只会命令一种人，那就是学生。这些学生，无论在校有多么优秀或者有多么顽劣，只要到了我这里，我对他们的命令都是一句话："请把你身上的'学生气'给我去掉！"我讨厌那种基于长期受训于人而形成的畏畏缩缩的被专制者的精明和稚嫩。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炫耀自己的另类、卓越和骄傲，但我相信过不了多长的时间，这种性格特质可以被融化为一种优势。这里主张信息共享，诸如朋友招聘、朋友求职、朋友思想、朋友音乐，想粘贴就粘贴，� �播放就播放，我绝不拦人。这倒并不像"民主墙"那样规模宏大，但也算是一块公开的园地，如同ＢＢＳ。其实，这都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情。
图书馆是死的，人是活的。至于那些杂七杂八的制度，诸如什么时候定期开放，什么人只能借多少本书，都无必要。如果非要谈图书馆的管理制度，这不能由我一人来定。因为，它本身就是公开的、公益的，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所有人皆是制度的建设者和参与者。谈回收也可以，我不要钱，我要的是思想，要的是真实的想法，可以考虑向我提交读书心得报告，或者干脆放在网上。网站我有，论坛我也有，电子报我有，社群我也有，可以交流。这里的交通也会很快方便起来的，目前就在修路，可以直接用车很顺利地到达我家门口。我这个人是拿心交心的，真正地把自己公开化，不遮遮掩掩，"月亮坝里的耍刀"（明砍），谁要来，来便是。你饿了，好，那么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时间可以挤出来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这个闲不住的人，� �想找些事情来做，大家也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一个地方怎能不见青年的印象和精神？就这样苟活着有何意义？
我们已经习惯了被国家组织起来，习惯了被政府组织起来，还没习惯被企业组织起来，没习惯被非政府非营利机构组织起来，更没习惯被自己组织起来。自己首先把自己组织起来，这是最重要的。中国人会在这个国家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问题比在其它国家遇到的问题更严重、更棘手，使人常常有着意想不到的艰难。那就先把自己强壮起来吧，通过完善吸收信息的渠道，来完善自己、健康自己。我自己是崇尚自由主义的，但也不受其局限。真正的自由主义不是在笔下，也不是在嘴里，而是在大量的生活、工作及其它一切时间中体现出来，成为一种普通的习惯。鸟儿不是只能在笼子里才能飞翔，而是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不经提醒，想飞就飞。这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人的自身，更需要认识权利、人道、公正、秩序，直到了解国家与天下。� �过"受助—自助—助人"来方式实现人的长度和宽度，最后再去攀登人的高度。
我的能量实在也是有限的，这当中肯定也需要大量的志愿者。这将是一群什么样的志愿者呢？只有一个要求：有推广知识的热血。我会打印一些名片，到一些渴望读书的人面前，向他介绍这个图书馆。有谁会拒绝呢？书店租书要收费，有的公益图书馆要收一毛钱/本，我连这一毛钱都不要，这个钱对我没有用处。远道而来的朋友，也请进来先读一读书，看一看书斋里的大千世界，然后把这些储存在头脑、笔记中的东西带出去，去做一个够格的人。朋友多了，彼此来往多了，大家可以一起来建设这个图书馆。比如说：你的书籍、杂志、报纸，就不要当废纸卖了，放在这个图书馆吧，或者捐给这个图书馆吧，可以邮寄过来，也可以找物流公司货运过来。我会对这些宝贵的财富重新分类排列，让更多人掌握更多的信息。
有人说我这也是"新农村建设"，我不赞同，这不是在建设"新农村"，这是在建设"新人"。这里有太多人都失去了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小学升初中当然已经没有任何压力了，但是初中之后，真正去读高中和职高的人就太少了，大多数人都在16岁左右就外出打工去了。但是，他们有一天会回来，我在这里等着他们。我不是不清楚那些基础教育是种什么状态，失败了，我只能说中国的教育制度失败了。我想挽救这种状况，就用书籍来改变一部份吧，就用讲座来改变一部份吧。有人邀请我去演讲，我说我一分钱不要，我愿意，百分之百的愿意。对于自己的经历，我难道不清楚吗？对于自己的思想，我难道不清楚吗？很简单嘛，讲吧，有多少就拿去多少，统统拿去吧，拿去吧。我愿意当客座教师，愿意当再教育使者，如同我愿意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 双方当事人的辩论，如同我愿意站在田坎上与农民交流用什么农药来治什么虫害。走到哪里，我们都处于学习与教授的双重状态之中。
我爱这里，深切地爱着这里。国外会议我不参加，我就在这里，想与所有人一起来建设家乡。关心、判断、行动，是作为人的方向的重要内容，我希望能够与诸位一起向这个方向前进。也许，我的努力是最不被人所看见的，因为本已沉默的弱势者实在没有响亮的嗓门，而短视者只看得见政绩与既得利益，却看不见涉及数代人发展的历史浩大工程。我要说，我并不仅仅是这个地方唯一的作家，而且还是这个地方的医生之一。这里病了，有太多太多的病，我要治它，一定要治。如果输液不行，那就用化疗的办法。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我，除非所有人都抱病不治或者讳疾忌医。其实，不但这里病了、别处病了，就连我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事实上，如何疗救自己，已成为所有人的问题。务虚也要看怎么个务法，有时实在的东西，其作� �亦相当有限。人的潜能是无穷的，要用一些办法把这些潜能激发出来，而不是一成不变地让这些潜能消失或者隐匿。
这个图书馆，以我设计的书架而言，一个书架可以装1,500本书。如果今后还有更多的书，不管是大家一起参与建设的，还是我自己一个人独资购买的，若超出1,500本书，我就再做一个书架。这里眼界宽广，地势也不错，举目望长江，一览众山小。若我真要做隐士，这里绝对是最佳的一处，比对面的石蟆镇寺庙还要能静得下心来。人总要有人做的事，只要是存在的一切，就应成为有规律的东西，这是发现本质的一条道路。我会不尽余力地在这条道路上，与诸位一起奔走。这里倡导独立自由之思想与精神，倡导关注问题、探索道路，用个人和群体的力量，来推动诸如绝不逊色于经济建设的大量公共事务，一改死气沉沉的僵固格局。有人说，对我的印象，第一是青年印象，第二是另类印象，第三是敢言印象，第四是求实印象。在这一点上，我不分什么第 ��、第二，最要紧的是许多事情的本身，实在需要被重新研究和整合。
我的想法确实很多，我不讳言这一点。诸如，一直保持着敢言的本色，一直专注弱势群体的扶助，并且在这些过程中，扮演一些算不上"纯职业"但算得上"准职业"的角色，而且一直向进步靠拢。任何东西，只要有学习的必要，我都会去尝试。今天这个时代的许多角色，都已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我只不过有些大的跨度。有谁能保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不会成为歌手、演员、律师、议员或者其他角色呢？完全不必为自己定格嘛，只要你想，那么就按你想的去做。不要心口不一，不要言行不一。"活在真实中"不是指委曲求全于现实困境，而是遵从自己的意志，踏踏实实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实现自己想实现的梦想。永远保持内心的自由，并向一切钳制自由的凶手予以抵抗和说服，这就是真实生活的含义。我发自内心地希望，"天问图书� �"能够将这种真实感毫无保留地传递出来，并且形成某些有价值的连锁反应。此为愿。
附：募书倡议
诸位：
为壮大本民间公益图书馆[天问图书馆]，促进文化传播与再教育之推进，我请求您捐赠书报杂志：如果您有废旧的、不要的、已经看过很多遍的，却是非常有用的旧书、旧报纸、旧杂志，请将其寄至——
地址：重庆市 永川区 朱沱镇 新岸山村 山角井村民小组"自由楼"
收件人：梁如成（杨银波的母亲） 邮编：402191
电邮：yangyinbozj@163.com（杨银波）
贾家文青，锵锵四人行！香港书展座谈
Sat, 23 May 2009 08:48:00 +0800
作者：陈飞飞 | 评论(0) | 标签:梁文道, 陈丹青, 贾樟柯, 马家辉, 香港书展, 国家图书馆
5月22日下午，因缘巧合在国家图书馆学津堂听了一座谈会，这次讲座是香港书展二十周年巡回路演北京站的活动之一，座谈的主题是"密度：香港书展之关键字词"，与谈的嘉宾有梁文道、陈丹青、贾樟柯、马家辉，马家辉兼任主持。四个人舌灿莲花，各有特色。马家辉的广式普通话饶有趣味令人莞尔，贾樟柯外讷内秀小块头有大智慧，陈丹青像个老顽童言简意赅暗藏锋芒，梁文道则如传道士般娓娓道来微言大义。整个座谈会与其说是关于香港书展的回望与梳理，不如说是探讨香港这个在文化地图上意义特殊的城市，它之于大陆的意义。从座谈中，也能明确感到他们对香港文化在普通话语境的日益包围和逼进下，以及在商业潮流的冲击和政治运作的影响下，� 否能突围而出并毫发无损的担忧。
一开场，马家辉就拿自己那蹩脚的普通话自我解嘲，作为南方人我倒听起来有种亲切感，不过发音不准多少有点影响交流和理解，有时候我得认真听才不至听岔，那些坐在后排的观众我想更得竖耳恭听了。马家辉先生的谈话内容我不大记得了，他谈到的一点倒是让我非常感叹并同意。那就是他作为一名作家，经常因为自己的行文比较"粤化"，而被内地编辑要求替换成同义的国语文字，他觉得颇为不平：为什么贾平凹、莫言可以在文中写地方方言，而香港文人不可以？？！其实他的不平未必是真的，也许只是无奈下的揶揄。内地编辑提出那样的要求，更多地是出于商业的考虑。一篇粤式的文字固然更具神采，但也只能是懂粤语的人才能看懂并心领神会，其他人则是读后茫然无知索然无味。虽然我觉得，用粤语写出来的文章更有古文那样的蕴藉、� �味，但这是因为我是一个铁杆的粤迷。就好比在粤港地区非常受欢迎的粤语歌，为了迎合全国歌迷，而不得不推出旋律依旧、歌词韵味全无的国语版本，比如《明年今日》之于《十年》。这不单是粤语文化的问题，其他地方文化也是如此。就拿最近很火的周立波来说，他能清醒地拒绝全国市场的诱惑，而坚守上海阵地，无疑是明智之举。不过这方面的反例就是东北文化。以二人转、东北口音小品为代表的东北文化借助央视的舞台和赵本山的个人影响，简直成为了全国文化的代表。
之后是贾樟柯发言。马家辉介绍贾导的时候，观众中发出了一阵轻笑。贾樟柯当然是真材实料的导演，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热衷潜规则和向欧洲观众抛媚眼的那种。贾樟柯说起了他1996年初次来到香港的所见所感。贾导并没有多谈，我想他当时的心情应该和初次接触网络的网民差不多。都是第一次面对一个陌生的颠覆了传统观念和成见、可以接触多渠道资讯的世界。多元，这个被用滥了的词，几乎是不会过时的，相比七八十年代，我们至少多了可以谈论"多元"的多元。
第三个发言的是陈丹青。曾经有一个网友描述过陈的强大气场：说他坐在一辆豪华轿车的副驾上，眼神如刀片般锐利，让那位网友低头臣服主动让路。今天我没戴眼镜，看不清陈老师的样貌和神态，错过了领教他眼神的好机会。不过我想在这样的谈话场合，陈老师肯定会收起至少是眼神的锋芒的。陈老师的谈话词锋犀利，点到为止。不是避重就轻，而是驾轻就熟。谈到"文化沙漠"、谈到香港是清朝是最后的广东，谈到二十年后香港SB们仍然点亮烛光祈望时，陈老师没有言说的是自诩为文化中心、桥头堡的文化退步、田地荒废，难以言说的是中国被意识形态割裂开来所造成的不同文化景象，言此说彼的是当下内地青年学子的实用主义和犬儒。比较搞笑的是，在观众提问环节，陈丹青举手示意，一语惊人："我想撒尿！"顽童心态表露无遗。所谓� 智若愚，绝顶聪明的人常常有稚童之举是也。
道长是最后一个发言，他也是回答观众提问最多的。道长谈到了他的身份迷失。作为一个出生于香港、成长于台湾、回到香港从事文化媒体工作、又经常往返于香港大陆之间的中国人，他说蛮为自己是香港人而自豪。两岸三地的不同成长经历和生活体验，使得他在看待事物时有一种更为客观和多维的视角，当然，最开始时，这反而让他陷入价值观的错乱之中。当他谈到为什么不搬到北京住而蜗居在弹丸之地香港时，他说因为在香港下楼就能买到金融时报，上网能登陆youtube,浏览网页无所禁忌。他说得没有丝毫炫耀的意味，我等观众听了却只有嫉妒欣羡的份。
接下来的观众提问环节，我次次举手，却没被马家辉点中。现场来了很多媒体记者和传媒系的学生，他们中的几个人占了提问的大多数。听道长说十年砍柴也来了，可惜我近视看不清楚。最后我要了道长的签名就走了。这次听讲座本来就是意外的收获，所以说我岂止是不虚此行，简直要"夕闻道，夜不能寐"了。
道长在谈话中说："两边都在撒谎，两边的谎言加起来却没有逼近事情的真相"（大意如此），同理，作为这次座谈观众的一员，我把此次的感受体会写出来，再加上其他观众的文章，和官方的相关报道，或许能最大限度地还原这次座谈会的血肉相貌。
附：道长在谈话中犯了一个小错，英雄本色不是1984年上映，而是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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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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